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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J的母亲是一位出众的女子。据说当年有很多人挤破头去听她的演奏会，为的就是一睹她的芳容。她在生活中很低调，可她的美貌和气质还是被一位摄影师发现了，他煞费苦心地说服这位美丽的女教师为自己当摄影模特儿。于是在那个春天的早晨，他在她家中后花园为母子二人拍下了这张照片。那个明媚的早晨，大概是J先生童年时代乃至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他的笑容和阳光交织在一起，被胶片完美地定格。
“可那张照片拍完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J先生一家陷入到无休止的灾难之中——”
这时，白云走进包间，打断了陈超的讲述。她用银质餐盘端来了四碟小菜。
“炸雀舌、糟鹅掌、清炖牛眼，还有姜汁鱼唇，”她介绍道，“这些是我们这儿的特色菜品，都是按照前房主遗留下来的菜谱精心烹制的。”
看来老陆为了准备这些菜颇费了一番苦心，几乎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拿那一小碟炸雀舌来说，就要杀死上百只鸟。还有那份姜汁鱼唇，鲜嫩欲滴，仿佛有生命一般。
“顺便说一句，这些菜让我想起故事里一些很残忍的东西，”陈超说道，“难怪孔子说‘君子远庖厨’。”
贾铭显得有些不安。这正是陈超想要的效果。
“来，咱们继续讲故事。‘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像照片上那样的美好时光就彻底远离了J，”陈超拿起筷子夹了一片炸雀舌送到嘴里，“他祖父过世了，他父亲自杀了，他母亲被人批斗，而他自己则被人称为‘资产阶级小孽种’。他家的洋房被别人抢占，相依为命的母子二人被驱赶到破败的阁楼里。后来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发生了什么事？”贾铭拿筷子的手颤了一下，本己夹起的一只牛眼重新落回盘里。
“现在我就要讲到整个故事最残忍的部分了，”陈超说道，“不过对您而言这段故事应该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还是念念草稿好了，免得我遗忘细节。”
陈超掏出笔记本，上面记着他之前了解到的情况。当然，坐在桌子另一侧的贾铭是看不到本子上的内容的。陈超清了清嗓子，开始根据笔记临时“拼凑”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人们在洋房外墙上看到一串反革命标语。当然，那标语不是当时还年少的J所写，他甚至都毫不知情。但大家都怀疑是他干的，于是他被关进小黑屋‘隔离审查’了。一个孩子，被单独关在阴暗的房间里，每天能见到的，只有当地居委会工作人员和一个姓田的男人。这个姓田的家伙是驻音乐学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头头，是唯一有权力释放J的人。支撑着J熬过那些日子的就是对母亲的思念。他曾经发誓，绝对不让自己的母亲受一丁点儿委屈，更不会留下她孤身一人。所以他一直没有‘认罪’，也没有选择步他父亲的后尘。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出去和母亲团聚，一切都会好起来，那张照片上的幸福场景一定会重现。
“然而对于一个小男孩儿来说，这么硬撑着谈何容易！很快他就生病了。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有一天下午，一位居委会领导把他放了出来。那位领导并没有向他解释这其中的原委，只是告诉他，可以回家去了。
“于是J飞快地赶回家中。上楼梯的时候他的脚步很轻，生怕惊吓到家中的母亲。站在门口，他一边想象着重逢的情景一边掏出了钥匙。他已经迫不及待要扑到母亲的怀里。
“可打开房门之后，眼前的一幕却让年少的J终生难忘：母亲正光着身子和那个叫老田的家伙做着苟且之事。她赤裸的臀部迎合着那男人的每一次动作，她嘴里正发出一阵阵呻吟……
“不知是因为吃惊还是愤怒，J转身冲下楼梯。这一切对他来说犹如一场噩梦。对于当年还是个孩子的J来说，母亲在他心目中神圣的形象，被这龌龊的一幕击得粉碎。他感到自己身处地狱之中。
“J的母亲看到儿子转身离去，不顾自己还光着身子，当场追了出去。看到母亲追来，J加快了脚步。他的意识已经模糊，无法辨别身后的声音是因为有人摔下楼梯还是整个世界的毁灭。他跑下楼梯，穿过庭院，头也不回地冲出大门。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跑。家中那龌龊的一幕似乎依然萦绕在眼前：母亲绯红的脸颊、晃动的乳房、湿漉漉的头发，还有房间里淫靡的气息……
“一路奔跑，J一直没有回头。那情景犹如一块通红的烙铁，深深地在他的心底烫出了一块伤疤——一个赤身裸体、披头散发的女人、疯狂地追逐着他，就像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心魔……”
“你不用描述得这么详细。”忽然，贾铭用沙哑的嗓音说道。他看上去有点恍惚，仿佛遭受了重重的一击。
“不，这些细节对于分析J的心理状态发展非常重要，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心理。”陈超微笑着说道，“来来来，继续讲故事。J一直跑回到居委会关押他的小黑屋，然后一下晕倒在那里。在他的潜意识里，只要待在那间小黑屋里，母亲就还会在家中等他回去团聚。这是一种心理作用，跟有些人妄想通过回拨时钟指针来逆转时间是一个道理。在那个小黑屋里，他没有意识到母亲己在那个下午死去了。
“当他最终醒来的时候，发现一切都变了。家中的阁楼已经空空如也，只有墙上挂着母亲的遗像。对J来说住在那里已经没有意义了，于是他选择了搬家。”说着，陈超合上了笔记本，“我觉得没必要一句一句地把随后的事都读出来。简言之，他经历了无数的打击、背叛、沮丧和愤怒。这一切感情在他心中堆积、发酵，逐渐变得扭曲。‘文化大革命’之后，J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获得了法学学位。当时很少有人对法律这种东西感兴趣，但为自己家庭尤其是母亲平反昭雪的强烈愿望支撑着J选择了这个职业。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窥探那个老田的情况。
“但将所有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类人’都加以法办，是不可能的。政府也不希望人们总是沉浸在过去的混沌之中。再者说，即便J成功将老田告上法庭，也不可能以谋杀罪判他重刑；相反这样做很可能让母亲生前的痛苦成为人们的谈资。
“于是J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讨回公道。在他看来，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有情可原的，因为他别无选择。他报复了老田，但在外人看来却像是老田遭遇了一连串不幸。后来J将报复对象扩展到与老田有关的人，包括他的前妻和女儿。如猫戏老鼠一般，他欣赏着老田一家人长时间的痛苦，就像是大仲马笔下的基督山伯爵。”
“听起来还真像是基督山伯爵的逻辑，”贾铭插话道，“难道真会有人按照那本书的逻辑报仇吗？”
“呃，我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读的《基督山伯爵》。说来也很有趣，当时很多西方文学作品都被禁掉了，那本书居然还在出版发行。您知道为什么吗？听说江青对它的评价还不错。事实上，那时候她就是在报复那些曾经蔑视过她的人，就是按照基督山伯爵的逻辑。”
“这种女人，”贾铭的语气像是一位看客，“三十年代在上海就是个三流演员而已。”
“但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现在暂且把她搁到一边，”陈超伸筷子夹了一只牛眼，那只眼似乎一直在瞪着他，“这其中有一处区别：基督山伯爵除了复仇之外还有自己的人生。而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J先生，复仇成了他生命中的一切。”
“我不同意您的说法，”贾铭一边说话一边试着去夹鱼唇，却没能夹起来，“按照你之前的说法，J先生应该成了一名不错的律师，他怎么就没有自己的人生了呢？”
“理由有二。第一是因为职业理想的破灭。作为一名律师，他很快就发现凭借一己之力很难维护正义。从前，那些大案要案的审理，都由领导们拍板决定。而到了九十年代，金钱交易与腐败又侵蚀着社会的公正。随着律师这个行当变成某些人捞钱的工具，J越发觉得自己长期以来对原则和理想的坚持变成了时代的笑柄。”
“陈队长，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您是一位优秀的警察，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为正义而战吧。别告诉我您的理想也早就破灭了。”贾铭说道。
“说实话，这也是我再一次报名学习文学的原因。我正在写的这个小说也是此次学习的一部分。”
“哦，怪不得很久没在报纸上看到您破案的消息了。”
“哟，看来贾先生一直很关注我啊。”
“哪里哪里。最近报纸上天天都是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