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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还在讲话，局长带着碧秀副队长来到了门外。
“听清楚了吧？安全第一。从现在开始，我和你的任务就是全力以赴用最快的速度找到炸药，排除险情。红宫交给你们重案侦缉队，白宫由我负责，其他建筑和周边建筑由自治区公安厅负责。”
碧秀点着头，试探地说：“放掉香波王子和梅萨太可惜了。”
局长说：“刚才领导讲话你听没听？全世界的高僧来布达拉宫就是想知道这个最后的伏藏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怎么能因为我们警察的抓捕而断送‘七度母之门’的发掘呢？尽管香波王子是罪犯，但国家声誉高于一切，佛教徒对仓央嘉措遗言的期待高于一切。”
碧秀说：“香波王子还有重要同伙，名叫玛吉阿米，一直没有露面，我猜想把发掘‘七度母之门’的消息传出去的人和这个同伙应该是一个人。”
局长说：“没那么简单，你知道为什么要在圣观音殿召开这个会议？三年前有人在这里打坐修行时就预言了今天的大集结，时间和地点丝毫不差。他说是护法空行给他发了手机短信，当他在檀香木的观世音菩萨面前把手机短信拿给大家看时，多数人不仅不相信，还怪他以物色扰乱人心。空行母的启示只可出现在观想中和梦境里，怎么可能是手机短信呢？我的意思是追查传播消息和发出通知的人是徒劳的，法律注重人证物证，而它给我们提供的却是空行母，你难道会抓一个神来做你的人证？”
碧秀不甘心地追问：“三年前预言大集结的这个人是谁？”
局长说：“布达拉宫峰座大活佛的接班人古茹邱泽喇嘛。”
碧秀说：“谁给他发的短信，按照对方的手机号码往下查呀。”
局长说：“你以为就你聪明，别人都是傻子。查了，发短信的手机号码是空号。更奇怪的是，一离开圣观音殿，古茹邱泽喇嘛手机上的短信便自动消失了。”
碧秀说：“这里有很多疑点……”
“一切等大集结完了再说，现在要紧的是寻找炸药。”局长看看表，“赶快行动吧，时间不多了，如果由于我们的失职而让炸药在太阳落山之前爆炸，你和我以及所有对布达拉宫的安全负有责任的人，都得下地狱、变饿鬼。”
5
圣观音殿的会议结束以后，参加会议的人都来到布达拉宫彭措多朗大门前的石阶下，迎候来自世界各地的高僧大德、上座比丘。这些比丘有的从自己的国家直接飞往西藏拉萨，有的先到了中国首都北京，再转机到达拉萨。但不管他们从哪里来，都将在同一时刻出现在布达拉宫前。
作为最主要的东道主，瓦杰贡嘎大活佛在管家的陪伴下站在迎候队伍的前排，无法自已的兴奋让他暂时把炸药即将爆炸的担忧放在了一边。他明白这些客人的到来既不是冲着他，也不是冲着布达拉宫，而是冲着“七度母之门”的伏藏，冲着一对名不见经传的世俗男女。但是毕竟布达拉宫因为拥有“七度母之门”即仓央嘉措遗言而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这是不期而至的荣耀。
这时有个官员模样的人过来向他请教：“‘七度母之门’到底是什么？”
瓦杰贡嘎大活佛说：“简单讲，它是仓央嘉措的遗言，是亟待发掘的伏藏，也是密宗修炼的法门。”
“还是不明白，能不能详细一点？”
瓦杰贡嘎大活佛说：“在藏区几乎所有具备活佛转世传承的寺院都有‘七度母之门’的研究者和修炼者。他们各自为阵，以最隐蔽的方式从事着修炼和推动着研究。即使在同一座寺院里，你也无法揣测到底谁跟‘七度母之门’有关系。但是多年来大家都知道，修炼和研究毫无进展，修炼者试图通过观想、通过与神明的直接交流得到‘唯一的法门’。研究者试图利用超人的智慧、不懈的探索发掘‘最后的伏藏’。他们始终处在鸦雀无声的黑暗之中，一点响动也没有。但是就在最近，古茹邱泽喇嘛通过布达拉宫峰座大活佛的竞任考试公开了自己修炼‘七度母之门’的成果。当他宣布他的修炼仅止于‘七度母之门’的第五门，而第六门便是伏藏之门的时候，两个名叫香波王子和梅萨的掘藏者出现了。他们的举动让所有人意识到，机密而遥远的‘七度母之门’，神圣而伟大的仓央嘉措遗言，居然就在布达拉宫。这还不算，就因为他们发掘伏藏的举动，藏传佛教的‘七度母之门’直接导致了世界佛教的第七次重大集结。”
那官员点着头，还想问什么，瓦杰贡嘎大活佛微笑着扭转了脸，他现在需要平静，需要思考突然来临的第七次集结。
瓦杰贡嘎大活佛比谁都清楚，没有集结就没有佛教，没有佛教的发展，每一次集结都是一座里程碑、一次大转折。
第一次集结发生在释迦牟尼圆寂不久，在佛陀上首弟子迦叶的主持下，五百比丘集结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可以说正是这次集结诞生了有关佛陀教义的佛经。释迦牟尼在世时，只有以口相传的佛法，没有文字记载的佛经。在这次集结中，释迦牟尼的弟子阿难诵出了佛陀言说的“经”，优波利诵出了佛陀制定的“戒律”，比丘们用古印度流行的巴利文记录下来，形成了最初的“佛经”。从此，佛教开始成为一个以偶像为表、以佛说经典为心、以念经禅坐为行的宗教集团。
第二次集结发生在释迦牟尼圆寂一百周年。印度东部毗舍利僧团违背传统戒律，储存盐巴，过午再食，饮未发酵的棕榈酒和未搅动的牛乳，随便用坐具，乞受金银财物等。西部摩头罗僧团的耶舍长老亲自考察后，提出强烈发对，试图纠正此等违法行为，却遭到对方拒绝。于是耶舍长老召集七百比丘在毗舍利集结，用大诵经的方式重新审定戒律，责成毗舍利僧团限时改正，回归传统。毗舍利僧团不服裁定，召集上万普通比丘，集结在毗舍利以诵经抗衡。参与七百人集结的都是上座比丘，被称为“上座部”，参与万人集结的都是普通比丘，被称为“大众部”。这次集结实为两僧团分别集结的合称，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分裂就此发生。它意味着佛教的发展走向多元与开放，意味着佛教徒正在用改变戒律的办法增强亲和力，使信仰从高高在上的少数人的修行开始走向更广大的世俗人众。
第三次集结发生在释迦牟尼圆寂二百三十六年，这时古印度阿育王已经皈依佛教，他在鸡鸣寺供养上万僧众谈经论道，许多外道乘机混入，试图用自己的教义影响阿育王。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阿育王觉得有必要肃清外道，净化佛教，便召集一千名上座比丘在华氏城集结。他们诵唱古典佛经，确定并巩固经教义理，对各种外道邪说进行清理批判。然后派出一批僧人，离开恒河流域，向远途境外传教弘法。这次集结避免了佛教被外道吞没，维护了佛教的纯粹性，并开始向更加辽阔的地域扩展。
第四次结集发生在公元前100年前后，当时佛教内部不仅有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分庭抗礼，两部之中又分裂出许多派系，各持一端，互相敌视。笃信佛教的大月支贵霜帝国的迦腻色迦王，在今天的克什米尔一带召集五百罗汉隆重集结，采纳各派意见，完成了论藏汇编，共三十万颂九百六十万言。之后，迦腻色迦王组织工匠，把一些经典论藏镂刻在铜板上，珍藏于佛塔之中。大约同时，斯里兰卡国王阿巴叶在阿卢寺召集五百比丘，背诵上座部三藏，广泛注释，诞生了第一部巴利文的三藏经及注释。两地集结开启了求同存异之风，把三藏（经藏：佛陀本人的言论说法，律藏：僧侣的清规戒律，论藏：对教言教理的阐述解释）中的“论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第五次集结发生在1857年，鉴于佛陀说法时的用语巴利文语和作为古印度大众语的巴利文已经失传，而后来各种语言对巴利文经典的解释和依靠的蓝本出现偏差，甚至大相径庭。缅甸贡榜王朝的明顿君王召集两千名上座比丘，集结于首都曼德勒城。以律藏为主，重新审定巴利文经典，并对原文严格进行校对修订，然后把两千上座比丘共同认定的律藏铭刻在七百二十九块石碑上以求长存。这次集结强调的是戒律和戒律的原创性，其实也就是强调了信仰集团的重要，加固了组成集团的纽带，把恢复戒律的正宗、正统当作了巩固组织和纯洁组织的必要手段。
第六次集结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