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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祝你好运，特斯拉先生。”张蜀生总算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不错，计算机是有一台了，但自己是没有第二台的。而这一台，也注定只能成为辅助计算所用，对西南科技的进步起不到革命性的推动。真正起到帮助的，反而是相关的科学研究。
诱导特斯拉进入计算机研究，或许十年后，自己不会像美国人一样，得到的是几百平米大小的计算机。就算特斯拉不能突破电子方面的巨大障碍，有配套的科研人员和足够的投入，至少自己十年后得到的将会是一台体积、耗能、性能等等都能让人勉强接受的计算机。
实用计算机研究，从1928年的正月十五正式立项，接下来的将是一场持续近十年的计算机科研攻坚战。
当然，爱因斯坦也不落后，一个人独霸了整整一天，也没计算完他的那些庞大到让人感到绝望的核物理数据……
“张，或许我可以将自己的理论完整地计算一次。”
当爱因斯坦如此兴冲冲地告诉张蜀生时，张蜀生顿时郁闷了。自己花了那么多钱，从西南大学物理系选了那么多优秀的毕业生在你老人家手下工作，你要是天天跑去计算证明相对论是正确的，那自己岂不是亏大了。
自己虽然有核武器资料，但绝不是百十来人，花几年时间就能突破的，想想原本历史上疯狂的美德两国在核物理上的投入，张蜀生不敢有丝毫怠慢。投入只会加大，人才也会越来越多，需要的，当然是你这个理论家做指路人。
“爱因斯坦先生，恕我直言，如果你想证明你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其实你已经在怀疑它的正确性。如此，可以理解为，你认为它有可能是错误的。”张蜀生笑着说道。
“不，绝不，它一定是正确的，我已经完成过相关计算。”爱因斯坦只是想更进一步，毕竟，计算中心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希望，或许，自己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法证明相对论，然后发现别的更伟大的理论。“我只是在寻找另一种办法来证明。”
“爱因斯坦先生，您难道忘了？你负责的那一个项目一旦完成，就是最好的证明。我支持你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我更想让计划早日得到成果。你应该知道，我近乎是在拿钱当纸烧地在进行这个计划。”
“张，谢谢你的提醒，我想我明白了。”爱因斯坦笑了，自己痴迷于科学理论，近乎走入了迷途，“我会在完全投入那个计划的同时，进行我的其他研究的，特斯拉的办法似乎不错。”
张蜀生点点头，转眼就是下一个10年了，自己如果慢一步就赶不上那些疯狂的西方国家了。要知道，到时候有战争催化的他们，科学进步的速度将会迎来井喷期。而西南看似有自己手中的高科技和个别门类的先进科技，但轮到转化为实用，还有相当一段时间。整体来看，西南乃至中国，科学发展是从零开始，西南稍好一些，也不过是跨越式发展，还需要等待整体科技水平上升到一个足以对抗西方列强的高度。自己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提前二十年奠基，提前十年布局。
不是他危言耸听，尤其是一些复杂的科技，就算是他拼着把最最详细的资料给了技术人员，也只能是培养出几个科学工人而已，对于技术转化没有任何好处。比如一台先进的机器，拼尽全力装好了，某一天坏了，说不定连会修的人都没有。
想想目前西方国家一些实验室中的科技，张蜀生也觉得惊讶，一些在50年代才能运用到实际的科技，此时已经在实验室里成功了。以目前中国的现状，不是差一点，而是差的太多。西南好一些，也只是在部分领域赶上或者超过，但说到大多数科学领域，还是有待进步的。
让人振奋的科技发展速度，是张蜀生尽力想在下一个十年中继续保持的。令人担忧的整体科学水平差距，则是他想在下一个十年计划中缩小，甚至消灭掉的。
“也许国家系统开放的时候，自己会获得更大的惊喜吧，真是期待。”
他默默地期待着，梦想机每一个大级别，越高级，惊喜越大，试想万一自己完成了国家统一，实现了民族复兴，个人的追求，民族的利益都得到体现时，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超级梦想奖励呢？
第120章 另类的复兴
1928年，昆明
茅云先拿着手中中英文对照的两封信件时，微微一怔，居然是从瑞典寄来的信。寄信方是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一封信的收信人是西南政府，另外二封信则是委托西南政府转交给西南医学家邹树明先生和西南生物学家周子凯先生的。
“呃？诺贝尔生物和医学奖？邹树明和周子凯获奖了？”
张蜀生拿到信件的时候，不禁爽朗地笑了，没想到，瑞典人居然给邹树明和周子凯两人发来了获奖通知书，邀请他们前往瑞典，参加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举行的颁奖典礼。
在他的记忆中，诺贝尔奖不是应该先在全球接受推荐函，需要有提名人推荐，然后在10月才揭晓结果的吗？看来这些古板的西方老头子们，也有例外的时候，或许，他们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吧，因为终于有一些人口中所谓的“东亚病夫”有资格获奖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种族歧视，也不是每个西方人都不希望看到其他民族在科学上的崛起。所以，他们破例的在五月就提前通知了这两个远在东方，没有和诺贝尔奖有过任何接触的东方国度的学者。
获奖的原因是因为邹树明和周子凯对青霉素的发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将这种药物应用到临床治疗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经过诺贝尔医学奖评定委员们的一致通过，邹树明和周子凯获得了1928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云先，你怎么看这件事？”张蜀生把拆开的信件递给茅云先，示意他看看，说说自己的看法。
“总长，我的看法比较矛盾。”茅云先看完后，笑了笑，合上信件，不疾不徐地说起自己的想法，“诺贝尔奖毕竟是全球性的科学奖项，如果说是喜事，自然说得过去的，这毕竟是我们第一次得奖。不过，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是比较保守的，一些保守的社会闲流，怕是会对一个中国科学家跑到外国去领奖有所微词。”
“其实，任何一样重大发明或者发现，都不会局限在一个国家，早晚都会对整个世界作出巨大的贡献。邹树明和周子凯能获奖，也证明了我们以青霉素为代表的现代药品，得到了国际的肯定。你安排一下，我去生物和医学基地看看。”
张蜀生摆摆手，去不去领诺贝尔奖，他个人是不会强迫谁的。虽然自己才是发现青霉素的幕后之人，但邹树明和周子凯两人确实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
比如邹树明，在完成了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后，又投身到多达十几种新药的研究和生产筹备工作中去，对西南的医学事业发展，做出了绝对难以磨灭的贡献。张蜀生毕竟不是医学方面的天才，领人进门，发展还要看个人，邹树明得了发现青霉素这个契机，却让他获得了巨大的信心，这个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的天才，一发不可收拾，完成了多种新药的原理解析和规模化生产方面的工作。
而周子凯则更辛苦一些了。张蜀生最早的杂交水稻技术就是通过旁敲侧击交给他的，随后这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生物遗传学的优秀遗传生物学家，不但在杂交水稻理论上，完善了一系列的新种培育，更是和邹树明一起，完成了包括青霉素在内，相当一批新药的研究和规模生产工作。
不过，可惜的是，杂交水稻的推广和使用，虽然在西南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在国际社会上引起的影响却相对小一些。主要是因为不少西方国家对于水稻这种作物，研究的较少，道听途说，从一些回国的西方人嘴里，听到的也不过是西南的庄稼不错，种完一两季，家家户户就不愁吃了。大多数人听过就是一笑，偶尔有学者知道这件事，但也没机会来看看，毕竟，水稻引起的影响远不如青霉素在西方的销售。
在张蜀生个人看来，周子凯应该是西南第一个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只是命运看似不公，却让他在青霉素这一方面，和邹树明一起得到了补偿。
西南政府的生物和医学基地是建在一个科技园中的。生物学、遗传学、前沿医学，理论药学，不少学科都在这里有交集。比如，周子凯主要是负责研究植物遗传学和人类遗传学，但他又能在新药研究时对邹树明的药学领域提供帮助。各学科的交集，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科技人才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