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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纲这才想起来，因为历史的进程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中国避免了两次灾难性的对外赔款（甲午战败对日赔款和“庚子赔款”）。国家的财富因此没有大量流失，国民经济一直在缓慢地发展，没有陷入停顿。
这些没有白白流失的财富，为孙纲地扩军计划，可以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证。
这个“蝴蝶效应”的影响之深远，其实远远超出他自己的想象。
钱的问题既然不大，那么买船就有了保证。
中国海军，很可能迎来继“海防塞防大讨论”后的第二次购舰高潮！
但这一次，因为有了他这个对海军船学炮说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造诣”的穿越者。中国海军的购舰计划。应该不会象上一次那么盲目了。
上一次地海军购舰计划，因为中国海军处于初创阶段。对国外地情形大家都不甚了解，因而买回来的舰船花费巨大，但并不适合中国海军，比如说一开始买回来地英国伦道尔式炮艇，船小炮大，被称为“蚊子船”（真是太形象了），虽然有巨大的火炮，但却不能在海上和巨舰交锋，后来的“超勇”级巡洋舰虽然经过了改良，但也没有脱去“蚊子船”的影子，而且缺少防护，以至于在后来的大东沟海战中悲壮战沉。
中国海军的拓路者们后来吸取了经验教训，以后从英国购进的“致远”级巡洋舰总体性能还算不错，从德国购进的“定远”级战列舰、“经远”级巡洋舰和“济远”级巡洋舰的性能在当时都算得上先进了，只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后来中国海军的经费断绝，发展陷入了停顿，连炮弹都不买了，船就更别说了。
而现在，中国海军将不会再有这种悲惨的事情发生了。
孙纲的计划，在中国自建新式战列舰的同时，将设计好的图纸提供给外国的造船厂，让外国的造船厂按照自己的要求，给中国生产战列舰。
北洋舰队巡洋舰分队在佐世保港外同俄国舰队的海战表明，拥有良好防护，可以进行快速突击的大型装甲巡洋舰在海战中起的作用非常大，而中国海军的巡洋舰队目前大都是快速巡洋舰，只有几艘4000吨级的装甲巡洋舰，想要迎接未来俄国海军的挑战，必须拥有大型的装甲巡洋舰。
除了把从俄国人那里弄来的“留里克”号和“阿斯科尔德”号巡洋舰改装入役，给中国海军配备大型装甲巡洋舰，不管是买还是造，孙纲都必须抓紧时间。
孙纲决定尽快完成的第二项工作，就是将中国各省的铁路连接起来。
这次抗俄之战已经表明，铁路在战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中国军队如果不是依靠东省铁路进行快速机动，迅速向俄军发起反击的话，面对十余万的俄军，想要以有限的兵力对俄军进行各个击破，是根本不可能的。
反过来讲，如果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在这个时候贯通的话，得到国内支援的远东俄军很可能会挽回败局。
中国目前各省的铁路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如果能够建成全国性的铁路网，不但会方便中国军队的行动，对商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
看看东省铁路给东北地区带来的变化就可以知道。
而铁路的兴建，不可避免的会促进中国钢铁工业甚至是重工业的发展。
西方国家所谓的“工业革命”，实际就是从铁路开始的。
而孙纲认为还需要尽快完成的工作，就是组建中国自己的科研团队，努力吸收国内外科技方面的人才，为中国军事工业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铁则。
孙纲是眼看着中国海军在自己的手中一步步发展壮大的，但毕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人的第一艘自制战列舰，是在法国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完成的。
当时如果不从法国引进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设备，制成中国自己的战列舰的话，北洋舰队在第二次对日作战时，面对日本的两艘战列舰，很可能就会败北，而中国海军一败，就意味着制海权的丧失，没有了制海权，中国将不可能战胜日本。
现在，中国终于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把中国最需要的科学技术引进来并加以“消化”转化成生产力的话，中国仍然很难在未来“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当中生存！
还有其它的好多方面，千头万绪，他现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全都抓起来，只能先从重点的地方下手，“以点带面”了。
而现在，中国的国体还没有正式确立起来，也是很让他闹心的。
“这次签约，恐怕老头子他们只能在条约上面签字，而没办法盖公章了。”马对孙纲说道，
孙纲明白她的意思，大清朝已经没有了，代表大清帝国皇权的“天子二十四宝玺”当中的任何一枚印玺，都没法子用在这次的对俄和约上。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国玺都被认为是君权和社稷的象征，而新的中国，目前国号未定，这个“国玺”当然也就没法弄了。
“只不过是个象征而已。国家的兴亡，不是一方印玺就能够决定的。”孙纲说道，“这个章就算是不盖，俄国人现在也不敢不承认这个条约。”
（三百八十九）国徽和国玺
马说的这个关于“国家公章”的事提醒了孙纲，眼下的新中国毕竟还是在原先的清王朝的底子上建立起来的，在一些涉及到传统文化的方面的事情，在无伤大局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适当的“适应”一下。
在中国传统政治当中，国玺向来为中国历代君王所重，孙纲记得，从秦始皇用和氏璧做的那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玺开始，这枚“国家公章”就成了群雄共逐之鹿，被看成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随着中国朝代的更替，“传国玺”也不停地变换着主人，并伴随着一个个血雨腥风的故事。在孙纲看来，这枚“传国玺”不但不能称为“祥瑞”，恐怕称为“祸根”要更恰当一些。
因为无论是谁上台，都要想方设法把这个“传国玺”弄到手，这枚从秦代开始流传下来的“国家公章”历经无数次你争我夺，在唐末五代时终于“下落不明”，这枚宝玺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中国一千六百二十多年的历史，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吉尼斯纪录。
按理说“传国玺”没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上台就不“合法”，可宋朝的众位皇帝并没有说因为“国家公章”没了就不玩活了，“白版皇帝”照样当得很“滋润”。可见一枚“国家公章”，仅仅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之一，而并不代表国家政权本身。
宋代以后至明清两朝，“国家公章”就全改成自己弄了，可能是为了弥补“缺憾”。明朝的嘉靖皇帝和清朝的乾隆皇帝给自己弄的这些个御玺竟然达到了二十四方之多，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弄这么多印章干什么用，有那么多盖地地方吗？
由于这个“传国玺”情节在中国人的心里“根深蒂固”。据后世史书记载，袁世凯称帝时还曾经向清室索要这个“传国玺”，等拿来一看，是“皇帝之宝”。上面还有满文，没法用。他只好花了十二万现大洋给自己又弄了六方“御玺”出来，可惜皇帝梦才做了几天就蹬腿西去，这些“御玺”的最大“贡献”是又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增添了几件“文物”。
由此可见，国家地兴亡根本不取决于谁家有没有“公章”和谁家的“公章”多，可以“传国”的。并不是“玺”，而是那为国为民的坦荡胸襟。
不知李鸿章他们关于这个“国家公章”地事是怎么商量的。照顾传统不要紧，反正别弄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出来就行。
孙纲和爱妻在那里说着闲话，话题也总是和即将要建立地新的中国有关，关于重新立国后立刻就应该着手的事情，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规划，而具体实施，还需要和李鸿章他们商议后才能进行。
远处隐隐约约的传来了鞭炮声，孙纲和马相视一笑，没有再说什么。
他们俩都知道，那是北京城地老百姓在庆贺对俄和约签订。以及胜利同和平的到来。
这场抗俄战争地胜利。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现在。造成民族裂痕的满清封建王朝已经寿终正寝了，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又可以凝聚在一起了。
“恐怕我们今年得在京城过年了。”马说道，“立国之初，千头万绪，不是几天就可以搞定的。”
“没错，派人把老爷子接过来吧。”孙纲说道，以前他们夫妻都和马的“父亲”马老爷子在旅顺过年，今年是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