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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者的立足之地，也没有不正确的政治思想和行为的立足之地。当然，在拿破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著作，包括孟德斯鸠、卢梭和泰西塔斯③都要从教室和图书馆剔除，“要让青年人读恺撒的《战场纪事》和高乃依④的著作。”他命令道。只有拿破仑自己知道什么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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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革命已告结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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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所有学校的教科书的内容都集中在如何将孩子们教育成好公民、未来的军官和政府各级官僚机构的官员。历史被改写，凡有贬低拿破仑的地方均被进行了删改，政治上的丑闻、败仗等不光彩的史实被隐瞒了。法国的光荣被用真理为代价加以赞颂，法兰西的领导们宁可将他们的公民当成小孩加以蒙蔽，让人民生活在虚假的梦中。这种做法是具有很大破坏性的，它窒息了人民对完整性的要求；而缺乏完整性的国家是不成熟的、是得不到尊重的。
这种教育审查制度反映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如同我们已经提过的，报纸被查封，匆匆出笼了拿破仑官方政策的喉舌——《箴言报》，此还有《争鸣周报》和其他几家官方出版物。拿破仑命令出版物宣扬新的法兰西历史，反映他的国家发展观点。学者的独立工作必须置于他的审查之下（通过警察局和巴黎的地方行政官员）。审查还涉及戏剧，拿破仑认为给大众上演“历史悲剧”的题材过于危险，在这些剧中很容易找到反政府的倾向；法国人民需要轻松愉快的作品，“让他们看喜剧”。新剧上演前，剧作者和主要演员要接受杜伊勒里宫或圣克鲁宫的审查。如果某个剧作家不能得到拿破仑的欢心，那他的事业就结束了——他的作品既不能出版更不能上演。只有拿破仑才是法国的最高审查官，只有他能够决定什么是适合人民大众的口味。偶尔有少数剧本在外省上演没有得到他的事先恩准，也最终逃不脱富歇的眼睛。
1802年，第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圣克鲁宫度过的，他投入了600万法郎将大革命时期遭到浩劫的圣克鲁宫整修一新。圣克鲁宫的庭院和宫殿的布局比任何地方都更加能够反映拿破仑的品位。此外，在圣克鲁宫还可以俯瞰在远离巴黎喧嚣的森林中流过的塞纳河。和杜伊勒里宫不同的是，在这里，公众无法接近拿破仑和约瑟芬坐着聊天的大房间的窗户往里张望。拿破仑鄙视并害怕群众，并采取得体的措施使自己和他们能够保持安全的距离。圣克鲁宫戒备森严，没有人能够像在卢浮宫那样前来打搅他。后来，拿破仑用灰绿色烫金的栅栏将杜伊勒里宫、枫丹白露、圣克鲁宫和十几栋政府大楼都围了起来，栅栏上都有帝国的徽记。
拿破仑对于埃及的雕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早就有心改变一下巴黎的面貌。他不仅修缮了巴黎的大小宫殿，而且大大地发展了巴黎的市政建设，修建了临塞纳河的凯道赛④，宽阔的林阴大道，包括帝国大道，兴建纪念碑，将方尖塔树立在革命广场靠近杜伊勒里宫的地方；当然还有凯旋门，那上面刻有他最有名的将军和海军将领的名字。“所有这些工程的目的，”拿破仑向布列纳坦言道，“是为了确保我的名字永远和法兰西连在一起。”尽管巴黎没有罗马和埃及那些震撼人心的建筑，拿破仑功利性的计划还有不少，如拓宽圣康坦运河、修筑穿过沼泽和森林通向梅斯和美因茨的军事要道等。但是拿破仑最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些用石头建的纪念碑而是纸上的——说到底，载入史册的光荣才是真正的“纪念碑”。为了确保他的伟大业绩能够永垂青史，拿破仑和在埃及时一样对过去军队的报告和简报进行了篡改，同时采用了他在过去事业中在《箴言报》发表的大量文章。他对后世比今世更加看重。
拿破仑显然和法国或其他地方出现过的统治者或政治家截然不同，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影响了他周围的所有人，甚至连政府雇员也不例外。在拿破仑执政的早期，人人都为重建法兰西而同心协力，全国被一种新的精神所激励，人人都要为新法国多做一份贡献。拿破仑坚持道：在法语里没有“不可能”的字眼，他个人的意志力量左右着人民的命运。早在1799年尚帕涅就说过：“我们需要一个钢铁造就的人。”现在法国终于有了这样一个人。
由于这种令人鼓舞的力量，使法国恢复了自从大革命恐怖时期以来就失去的稳定和自信。长期埋藏的金币又重新露面，商业又重新活跃起来，新的工业逐渐发展起来，小小的巴黎股票交易所的大门重新打开，政府债券和投资基金迅猛发展。拿破仑不主张人们相互称“你”或“您”，也不主张用革命年代的“公民”或“女公民”，而主张恢复大革命前的称谓：“先生”和“夫人”。人民开始意识到法国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革命已告结束，”拿破仑通知了朱利党的领袖德昂第纳，“革命的法律不会再回来破坏法兰西美丽的土地了。”
巴黎的剧院和音乐厅昼夜开放。11年来法国人民第一次能够自由地唱歌跳舞了。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新的法典——民事法、刑事法和商法不但能确保人民眼下无虞，而且能保障他们安享太平。但是，拿破仑没有将将近6亿法郎的国家年度预算用于重建在大革命中被毁坏的成千上万座房屋，修复海港，修建商船队以及全国急需的政府机构设施、学校和医院，而是擅自决定将大部分预算用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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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革命已告结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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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自处决路易十六以来就一直处于内外交困的战争之中。拿破仑意识到，尽管他对欧洲甚至北非的扩张充满了野心，但人民需要和平，目前他不能进行长期的战争。因此他打算先动手收复在意大利北部的省份，然后，着手和英国签订和平条约，哪怕是暂时的也好。
拿破仑首先要对付的是奥地利国王。他委任莫罗为莱茵军总司令，命令他进军德意志南部；命令贝尔蒂埃作为新预备军司令，做好参战准备。但军队还是缺乏所有需要的东西，1799年11月拿破仑开始执政时，国库里只剩下了67；000法郎。他一如既往地采取了勒索的办法，他向巴黎、里昂、马赛和波尔多的商人勒索了大量的钱财。这还不够，他又凭借刺刀向荷兰、瑞士、意大利，甚至葡萄牙商人强征了数百万法郎，光从葡萄牙就征得了八九百万法郎作为他征战意大利的费用。他命令法军驻巴塔维亚的新指挥官奥热罗要求海牙为法国准备在德意志进行的战争提供“经费津贴”。在意大利的马塞纳也是一样。莫罗则依照命令对瑞士进行威胁。
几个月后，3月8日，拿破仑又从阿姆斯特丹的市民和官员手里勒索了1；000多万法郎。他仍不满足，不到3个月，他又问他们要更多的钱，同时征用成千上万的丹麦军队参加对奥地利的征战。拿破仑命令奥热罗无情讨还该国政府欠法国的债务——葡萄牙和荷兰都没有欠法国一分钱，而是相反；再说这也不是他们的战争，而是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拿破仑对瑞士政府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法国人自己也没有逃过拿破仑“借贷”的要求。拿破仑命令财政部长号召巴黎最有实力的12个商人为法国军队提供援助，同样的命令也下达到了里昂和马赛的12个商人那里。当征集的钱仍然不够时，拿破仑开始对个人下手，他甚至逮捕了富有的金融家乌尔拉夫⑤，要他“归还”政府6；200万法郎。与此同时，拿破仑拒绝归还他从另一个银行家手中“借来”的2；400万法郎，当时这钱是资助拿破仑雾月政变的，如今不仅不还，还将他逐出大厅。
正是通过了这样的强征和勒索，拿破仑终于凑够了发动两场主要战争的经费：跨越莱茵河和通过大圣伯纳德山口。1800年5月5日，拿破仑从巴黎出发了。出发前，第一执政将巴黎交给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命令：无论是谁，只要敢于破坏巴黎的平静，就坚决予以打击。
拿破仑命令莫罗的12万莱茵军在8月中旬前去和奥地利将军克雷的10万人马作战，同时命令贝尔蒂埃（他刚刚被解除陆军部长一职，该职由卡尔诺替任）带领一支新建的6万人的预备军团于5月30日越过了大圣伯纳德山口，事实上他的军队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将马匹、辎重和大炮运过积雪的山道。马塞纳的人员较少的意大利军已经在热那亚的西北发起了攻击，在那里他遇到了梅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