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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遣返的军官数量变得越来越多，正如布列纳说的那样：
所有落到总司令手中的信件（他截获军官的家信从来不受良心的谴责）都是异口同声的抱怨和悔恨……在埃及的人没有一个会否认他们的悲惨处境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这在整个法国军队的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所有的军官都后悔来到这里并要求回家。这成了拿破仑军事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使他越来越不信赖自己人（他们也不信赖他），其影响在数年后都没有消除。拿破仑竭力阻止这种情绪的蔓延，拒绝了所有军官的回家要求。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军心。如果说他当初恩准克莱贝尔将军回国的话，整个远征军无疑会发生反叛或解体。
拿破仑这种维持军心的行为得罪了不少人，大部分军官都聚集在具有同情心的医疗队军官德热内特医生周围——他现在和大家一样非常蔑视拿破仑，若不是医生的职责需要他留下的话，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埃及。主医官拉雷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和拿破仑为医院的条件以及为退役回家的伤残士兵发放医生证明方面的问题大吵一架之后，总司令部和医疗队的关系迅速恶化（次年，拿破仑离开埃及时将德热内特医生和拉雷留在埃及，以此作为报复）。
尽管拿破仑严令不准退役回家，一位有才能的炮兵军官格罗伯特还是在医生的帮助下成功地获得了回法国的医生证明，拿破仑痛斥这个想逃脱自己魔爪的军官为“懦夫、叛徒和毫无责任感的人”。于是，拿破仑加强了发放准许回家的医生证明的控制。同时，拿破仑绝不允许自己的军队里充斥着满腹牢骚和游手好闲的人，他说这样的人是“不愿以军人为荣者。让他们离去吧。我甚至会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但我绝不允许他们以装病的手段来试图摆脱在这里和我们大家同甘苦共患难的命运”。正因为拿破仑的这种观点，在发现军需官索西贪污欺诈的罪行之后，拿破仑立即将他遣返了。拿破仑还将索西的情况通报了全军，认为这有利于使士气低落的军队为之一振。至于已经将行李运到亚历山大的格罗伯特团长，拿破仑亲手撕碎了他的医生证明，将他发配到多马丁将军驻守的凄凉的萨尔赫亚边远前哨。
当得知拿破仑亲手撕碎了自己开的证明时，德热内特医生执意要到司令部去见拿破仑，结果导致一场激烈的争论，这是拿破仑很不习惯的。正如他在处理克莱贝尔和迪马将军的问题时一样，医疗队的军官和拿破仑之间的关系也再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程度了。总司令每天都在堵死自己的后路。
虽然拿破仑继续信任蒙日，但他在自己可能带上少数心腹离开埃及回法国的问题上，还是对蒙日有所保留的。拿破仑将这件事对蒙日透露了多少，我们不清楚。无疑，蒙日非常清楚地知道约瑟芬与夏尔闹得满城风雨的丑闻使她的丈夫成了东方军中许多下流玩笑的目标。他也知道将军之所以要炫耀他和波利娜·富雷丝的关系是为了报复（和他后来将情妇秘而不宣大相径庭）。法国舰队在阿布基尔海战失败后，拿破仑于9月1日通知了冈托姆，要他将三四艘逃进亚历山大港的战船重新武装起来，随时准备出海。接着，他给亚历山大拨款，将这件事视为头等大事，因为不管怎么说，拿破仑毕竟还是希望回到法国去对付约瑟芬和督政府；但问题在于法国舰队失败的影响越深，他越是认识到需要建立新的功勋以便确保在他推翻法国政府时获得必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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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蒂沃利花园和其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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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舰队被击溃后，拿破仑也对封锁亚历山大海岸的英国舰队进行过谨慎的通信联系，企图达成某种停战协定或和平协议，但遭到负责封锁开罗的高级海军军官塞尔·霍德的拒绝。蒙日还鼓励拿破仑与土耳其政府维持和谈，同时，拿破仑还从水路和陆路向奥斯曼苏丹派出信使，旨在表明法国人在埃及有助于土耳其反对奥地利、俄国和英国。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双方心里都很明白；再说，在埃及也找不到一个英国或俄国的士兵。
8月22日，拿破仑命令他的少校军官卡尔梅·博瓦辛取道阿麦特帕斯卡到叙利亚和外号“屠夫”的土耳其首领德加查会谈。但是，到达雅法时，德加查的儿子对待少校傲慢而粗暴，甚至不准许他上岸。9月11日，博瓦辛回到开罗告诉拿破仑这个坏消息后，他又派出上校马伊·德夏托布里昂只身一人去同土耳其军队联络。可悲的是，这个年轻的军官在阿克被土耳其人用铁链锁上后投入了阴暗的地牢，不久就被德加查斩首。
12月，拿破仑第三次派出一个名叫博尚的使者，旨在与君士坦丁堡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这次，拿破仑的态度比较强硬，他在信中要求君士坦丁堡与“我们的公使一道……释放一切被关押在叙利亚的法国人”。同时，“你们要通知土耳其政府，我们愿和他们成为朋友，我们埃及远征的目的是惩罚马穆鲁克和英国人，是为了阻止奥斯曼帝国”被奥地利和俄国“瓜分”。他限令苏丹释放关押在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公民，“如果不这样，便将视为对法国的宣战”。但拿破仑真正需要的还是妥协。此时，土耳其政府已经对法宣战，法国公使也已被捕。这些博尚完全不知。
不幸的是，博尚直到1799年2月13日才得以成行，而且他的帆船在富德（Phodes）被拦截，博尚被关进监狱。拿破仑的信直到4月14日才被送到君士坦丁堡。
事实上，当奥斯曼苏丹在1798年9月得知法军入侵埃及的消息之后，他就将法国公使和君士坦丁堡的大部分法国侨民逮捕。拿破仑是在10月9日从一艘开往达米亚塔的希腊船上得知土耳其政府的这一举动和他们已经对法宣战的。连塔列朗也认为是法国入侵埃及使得与土耳其的谈判陷入了僵局。
拿破仑7月在埃及成功登陆的消息直到9月10日才传到巴黎，人群为此欢呼，巴黎军校鸣礼炮以示庆贺。当天晚些时候，当礼炮还在法国首都回响，信使飞马来到海军部长布律克斯的房间，通报布吕埃斯的舰队在阿布基尔湾遭到纳尔逊重创。
法国海军在阿布基尔的惨败很快就波及地中海：同一个月，驻科孚岛守军遭到英国皇家海军的袭击（该岛1799年3月3日向英国投降），沃比翁将军亲自下令马耳他向英国投降，且待1800年9月4日再在马耳他向英国人报仇雪耻不迟。如此一来，法国先后失去了两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岛屿。此时，拿破仑对此还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从阿布基尔海战死里逃生的维尔纳夫和德克里斯在企图逃离马耳他时也被英国人俘获。随着阿布基尔海战的失败，法国人在地中海地区无论是外交还是军事上都满盘皆输。因此，拿破仑企图与叙利亚的土耳其人或是君士坦丁堡和谈的努力纯属徒劳。
曾经向拿破仑表示要全力支持埃及远征的塔列朗给督政府的特雷亚尔（Treilhard）写信，后者将该信于1798年11月4日转寄给了拿破仑并批写道：“你可以想像督政府是多么后悔，以及他们是多么难以理解你远征的详情。”他继续写道，“由于海战的失败，法国在地中海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一切国际问题皆应归咎于这个可怕的事件。”这次“舰队的灾难”削弱了法国各种外交政策的基础。马耳他遭到封锁、意大利出现麻烦、英国和奥地利联合俄国和普鲁士正在形成新的反法同盟。此外，督政府不得不紧急征募20万新兵，由儒贝尔将军前去担任意大利军司令，儒尔当将军整编莱茵军。特雷亚尔强调，如果战争爆发，肯定是爆发在意大利无疑。尽管如此，“外部之敌终将被征服……通过政府所有成员团结一致，坚强无比的、不朽的共和国将战胜一切敌人……因此，你必须准备完全依靠你自己的力量，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最后特雷亚尔督政指出拿破仑有3种选择：他可以留在埃及等待时机；他可以进军印度；或者，他可以进军君士坦丁堡。最后，他对几个月前曾在他面前出言不逊的拿破仑挖苦道：“无论你做何决策，我们期待靠你的天才和运气；你最后能力挽千钧，取得辉煌胜利。”特雷亚尔（以及明显参与起草此信的塔列朗）终于（也许不是最后）看到了拿破仑的笑话。收信人拿破仑直到1799年3月25日在阿克再次遭到军事挫折时才收到这封信。
从军事观点看，拿破仑攻占开罗有几个目的，这些目的他希望同时达到：他要巩固亚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