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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
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东坡诗中一派得以放归阳羡，归隐田园的喜悦之情，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大出诗人预料！还是那句老话：命运总是多跟愿望反着玩。
七十、乌纱偏赐厌戴人
严格说，神宗皇帝赵顼是被愁死的。
神宗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成年即位之后，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只可惜欲速则不达，厉行变法几近流产，而对西夏雪耻的战事更不如己愿。
自元丰五年（1082年），好胜的皇帝采纳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进逼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发30万大军围攻永乐城，结果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战败，损失军兵、民夫及助战的羌兵数十万人。
据载：神宗闻永乐城陷，“早朝，对辅臣恸哭”。至此，神宗希望攻西夏雪耻，节省“岁赐”白银7万两、绢15万匹的计划彻底破产。
文事武功的一塌糊涂，使皇帝忧病久缠身，精、气、神被耗得油枯灯灭，北宋少有的一代有为天子，终于丢下了花花江山，撒手而去，中兴宏愿，终成梦幻，余恨绵绵，就此永付逝水东流！
史载神宗驾崩之日较确凿的文字为元丰八年三月五日。但同时也记载苏东坡于三月六日在南都接到的皇帝驾崩消息，就地成服戴孝，那时又没有电报、手机之类的通讯工具，京师（今开封）南都（今商丘）相距数百里，一夜凶信到达南都，这信息是如何传递的？
也有书载应允苏东坡留居常州与神宗无关，三月一日起，太后即摄政。三月五日，皇帝驾崩；次日朝廷颁下圣旨，允许苏东坡在太湖边居住。
不过这里存疑：皇帝驾崩，如同塌天，次日即有暇对苏东坡居所小事给予批复，有点不大可能，看来还是那记载苏东坡二月接到的批复为是，照顾苏东坡的应该还是神宗本人。
对朝廷来说是小事的批复，对苏东坡就是大事了，因为他己经如愿以偿，安居常州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家开始迁回宜兴，四月初三告别南都张方平，到达湖边新居之时，已经是神宗元丰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了。
就在苏东坡相信他可以从此乘一叶之扁舟悠然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真正悠哉游哉之时，朝廷对他再度任命的消息传到宜兴：朝廷要重新起用苏东坡了！准备派他到离山东芝罘不远的登州（文登）去做太守。
国丧之时，京城谣言横飞，谁知道那些是真的？苏东坡按照自己的愿望不肯相信，对盼望安定的全家解释：官报未载，一切消息都是出于小道，只有官方喉舌才都是大实话。
可怜一世聪明的苏东坡竟然一时糊涂了：朝堂啥时候有过实话？越是消息来源于“小道”，可信性就会越大，这道理千古不变。
事实证明了老孙所言不虚，没几天，忐忑不安的苏东坡等到了他现在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正式任命到达常州，一切都如同那不可信的“小道消息”，连任命细节都分毫不差。
家里人情绪分成了两派：大人忧烦，小孩大喜，苏东坡本人的感觉？有苏诗为证：“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
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坡。”
这是在自喻为可怜的老马，盛年已逝，再不愿跋涉陡坡了；在给佛印的信中他形容自己：“如入蓬蒿翠蕾之径。”；在给一个画家好友米芾的信里说：“某别登卦都，已达青社。衰病之余，乃始入闺，忧畏而已。”
可是，苏东坡更知道胳膊啥时也拧不过大腿，还是要接受新职，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职，太守已经干过三届半，这是要将太守进行到底？
摄政的太后最恨新法，新天子年方九岁，朝中需要愿意走老路的“保守派”人氏，一朝天子一朝臣么，现在急需老家伙们加盟太后的复辟队伍，武断的太后索性派了一队士兵，武装押运反对新政的头面人物司马光来到朝堂，强行任命为门下侍郎，实际上等于副宰相地位位。――这是惟恐他辞职不就，或者接到任命延迟赴任，所以才一开这“强打骡子上道”之封官先河。
以苏东坡与司马光的政治与私人关系，司马光上台，怎会不拖苏东坡下水？所以苏东坡欲退归林下、安居太湖，只能是做梦，这飞来的乌纱，苏东坡的脑袋是躲不过的。
六月，苏东坡赶赴登州（文登）就任新职，这还是一次勉强为之的赴任旅游。没必要日夜兼程。苏东坡由山东南部乘船入海，一路游览海岸风光，到达登州之日已经十月十五日了。
岂知国家非常时期，必有非常之事，苏东坡全家到达登州仅五天，屁股还没坐热大堂，朝廷的提拔诏命就到了登州，这次是召他进京，任命为礼部郎中。没说得，全家只有紧急动员，返头继续西行的旅途，又是一个多月的旅游生活开始了。
说白了，自去年四月起，苏东坡全家过得都是流浪者的日子，苦乐参半的动荡一直继续了将近两年，直到元丰八年岁末，一家人才算在京师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为什么还是暂时？就苏东坡这脾气，身居繁乱的京城，戏剧的朝堂，又怎会老实的从此做个乖孩子？
其实，就是短短的五天登州太守任上，苏东坡也没有只顾安家，具体公事已经铺开，甚至还能在百忙之中扮演“伯乐”的角色，于例行的业务考察新下属之时，发现了一匹“良马”。
据《山谷集》载：苏东坡初到登州，开始与新部下的闲谈会话，这当然应该具有领导考察下属才力品德的意思。不过据载却是被迫进行的这种例行业务。
有一个原来的主薄，特多事，不顾新太守旅途劳累，不时前来打搅太守，汇报工作。苏东坡的确有点腻烦了，就拿杜甫诗中的一句来考察部下：“杜子美诗中有句，‘江湖多白鸟’，这白鸟莫非就是指鸥鹭之类的东西？”
这有些嘲讽的意味，是调侃这位白话太稠的主薄。没想到那主薄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立即回禀上司；“白鸟乃蚊蚋，以比喻一些贪赃不干事的官员！”
这下苏东坡立时改容，从那一直对其“厚待之”。
由此可见，苏东坡对下属没有摆过什么架子，显过什么清高，从不以第一印象为成见，而是唯才是用，唯德是举。
还可以看出：苏东坡本人就极其厌恶贪腐的干部。
就是这短短的五天知州，苏东坡竟还发现了朝廷政策上的一大失策：朝廷法令，所有百姓必须食用官盐，而登州临海，海盐几乎遍地，老百姓反而不能食用，却要政府从外地运盐到登州，这的确荒唐！苏东坡回到朝中，立即上疏《乞罢登莱榷盐状》，陈述了“登州、莱州百姓食官盐，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的调查结论。
自此可以不食官盐的登莱百姓，为苏东坡修建了苏公祠。以至古登州境内的蓬莱直今还流传着“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佳话。
当官这活路，既干之，则安之，高低随它之后，也就无所谓勉强了，苏东坡心情逐渐泰然，滑稽善谑的脾气很快一如往日。
苏东坡开玩笑的对象从不论职务高低，对上对下都能待之如友，也会刻薄的嘲弄一些不屑之辈。比如，他厌恶某人之诗，竟直抒己见，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这次由登州入京，路上巧遇了一位老熟人，是一个于“乌台诗案”中看管过他的狱卒，这家伙在狱中对待苏东坡挺坏，这次见了复起高升的苏东坡很是惶恐羞愧，苏东坡却若无其事给他讲开了故事：“一条毒蛇咬死了一个人，被阎王锁拿到了地府，那蛇喊冤，说我肚里有蛇黄，也能救人命，这可以自我赎罪啊！经冥吏查验属实，阎王便释放了这条蛇；又有一条抵死人的黄牛被小鬼牵来了，黄牛也是这个调调，说我体内有牛黄可以治病救人，也可以自赎啊。冥吏透视后发现也属实，于是阎王把牛也饶过了；接着押上来的是一个犯了杀人罪的人，这人乖巧，见阴朝有这规矩，便大呼：‘我肚里也有黄啊！’。阎王大怒：“蛇黄、牛黄皆入药，天下所共知；汝为人――何黄只有？”那人宭急之下，大呼；“俺别的黄没有，还没有惭惶吗？”
苏东坡的故事讲到这里，那位狱卒羞惭的满脸通红，撒腿窜之乎也。
这途中会狱卒之事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