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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内部。
外部,苏、日政府的立场则耐人寻味。
斯大林此时认识到,苏联由于一心对付德国,很难顾及与日本两线作战,万一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中国再统一起来进行抗战就不易了,而这对于苏联的利益显然是不符的。
因此他说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是想把中国引入内战,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与苏联有主张不同,日本是无主张。
在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阁多次举行磋商,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没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处置态度或者办法,只能先进行观望。
综合这些因素,陕北中央最终放弃了“审蒋”主张,采“保蒋安全”、联蒋抗日的方针。
其时西安和谈的形势是,宋氏兄妹只能作为蒋介石一方,这个中间人的位置就让给了张、杨都很信服的周恩来。
海外知名学者唐德刚曾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半外交家。他把其中的一个半留给了晚清的李鸿章和民国的顾维钧,而那最后一个当仁不让就是周恩来。
可想而知,以周公之智慧阅历,尤其在内政外交上的技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自非一般人所能及。见蒋介石不肯在政治条件上签字,张、杨又对此束手无策,他主动提出与蒋介石见面详谈。
可是蒋介石拒绝见面。
因为在他的“武力统一”计划中,最不能容纳的就是共产党和红军。不管他与南北诸侯怎样斗得死去活来,毕竟都还属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而国共两党之间却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远远逾越了党内矛盾的界限。
另外,对于周恩来的介入,蒋介石不能不起疑心,认为共产党可能是西安事变的背后主谋。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有些破罐子破摔了,尤其是当着老婆的面,非得体现一点“英雄气”不可。
我现在被他们劫持着,当然不能做任何承诺。你千万不要企图劝你丈夫签字,我也不会答应和周恩来见面。总之,我是不会轻易屈服的。
知道蒋介石的脾气,宋美龄不能从正面劝说,得从侧面诱导。
先得告诉老头子:你不仅没有沦落为破罐子,还进化成了一个特大的香饽饽。
宋美龄说,你还不知道吧,自从你被扣在这里后,全国民众都快急疯了,那种“忧疑惶急”的样子,是以前从来没看到过的。就算你的反对派们,也是如此。
为了渲染气氛,她还有意无意地夸张了一把,说是上学的小孩都哭得跟泪人似的,比老爸老妈死了还难过,至于那些当兵的,悲痛的样子更别提了,听说你可能已死的消息后,有人竟然还自杀了。
对这些话,蒋介石信不信是一回事,爱听却是真的。
他的自信心又鼓了起来。
原来自己还是那个无人可以取代的领袖,这个领袖的光环,不仅没有因西安事变而黯然失色,相反还变得更加光芒万丈了。
看到蒋介石的眸子又亮了起来,下面该说些什么,大家应该明白了。
绝不能这样说:蝼蚁尚且贪生,你要爱惜生命啊。
那样的话,老蒋准保还是会猛摇其头,摆出一副“以身殉国”的酷哥模样。
得告诉他:作为国家领袖来讲,你轻易死不得,要留着这条性命去“完成革命以救国”。
宋美龄还以自己举例,我虽然不是领袖,却是基督教徒,上帝要我死,那毫无疑问,我得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去死,但倘若上帝不让我死,我可不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
这话也是说给老蒋听的。
面子有了,老蒋的架势就可以收工了:那就不死吧,不是我蒋某人怕死,而是国家和上帝一致要求我不能死。
他终于答应和周恩来见面,不过不是他自己去,而是由宋氏兄妹先后代之前往。
在见到周恩来之前,宋氏兄妹心里其实也没什么底,想想双方做了这么多年的死敌,共产党又可能是事变主谋,他们会轻易放过蒋介石吗?
而且,如果对方来个狮子大张口,或者漫天要价,那可怎么办?要价过高,南京那边绝不会答应,即使蒋介石对此点了头,也一定会影响到后者今后在国民党内的威信和前途。
可是见面之后,宋子文才发现,自己原先的所有担心都是多余的。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只要蒋介石愿意领导大家抗日,出于民族之大义,共产党同意取消苏维埃,服从南京政府。
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共和红军“六项主张”。
虽然“六项主张”的一些内容与张、杨的政治条件完全一致,但是并未明确提出必须签字,这让宋子文内心为之一宽。最关键的是,周恩来提出的“价码”远在蒋介石设定的底线之内,这使国共和谈的前景一片光明。
等到宋美龄出面,她再次从周恩来那里得到郑重承诺:我们会拥护抗日的“委员长”为全国领袖。
宋美龄跟宋子文一样,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听到共产党会称蒋介石为领袖。她由此敏锐地感觉到,中共的介入,不仅不会致蒋介石于死地,还是解救蒋介石的福音。
当然,不管宋氏兄妹如何满意,要是蒋介石自己不同意还是白搭。
中共的回答同样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这让他不得不陷入思考,自己的“武力统一”还要不要,或者说能不能继续下去。
这个时候,回荡在蒋介石脑海里的,一定会有黄郛给他留下的“病中策”:对内部的事,要坚持“忍”字当先,用政治,不用武力解决纠纷!
黄郛对自己义弟性格上的优缺点是琢磨得很透彻的。他曾当着蒋介石的面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依我看,你在“毅”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剩下来的就是要在“弘”上多下工夫。
的确,蒋介石这个人,优点就是坚毅,往往越是艰难越是不肯放弃自己的既定目标。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不够宽宏大量,且易怒易躁,往往急于求成,乃至于树敌过多。
民国时代,蒋介石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来自于“毅”,而他又屡次失败,归根结底,又不能不说是败在一个“宏”字上面。
只有陷落底谷的人才最容易听得进逆耳之言,蒋介石经过慎重思考,终于点头同意了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调停主张。
第24章 放还是不放(1)
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似乎已经诞生,只需要等西安方面开会正式通过一下就行了。
但是第二天波澜再起。
东北军内部先起反对之声。这个内部主要指的不是王以哲、何柱国这些“老人”,而是新近崛起的“少壮派新人”,比如在临潼负责扣蒋的孙铭九。
西安事变之前,孙铭九不过是张学良手下卫队营的营长,属于大内侍卫的角色,在东北军将官中原本是排不上号的。但西安事变过后,他已俨然成为少壮派的首领,连张学良的话似乎也可听可不听了。
从少壮派的角度上来说,既然大家都是靠捉蒋扣蒋“一举成名”的,一旦放蒋介石回去,无疑就是纵虎归山,这老头子能不寻机进行报复吗?所以坚决不能放。
这边张学良刚把昨晚的情形复述一遍,那边会场上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问道:姓蒋的说得好听,谁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去做,有什么具体保证吗?
张学良此时已抱定和平释蒋的宗旨,周恩来的支持和蒋介石的让步都让他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眼看骑虎难下的局面即将走出,却意外地遭遇到了来自自己内部的阻力,不由得又急又气。
他听后马上逼视对方: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
语调之激烈一反往常,使屋内气氛立时紧张起来。
如果放在从前,以少帅在东北军中之权威,此时众人就应该噤声了。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虽然说话的人也感到有些慌乱,却没有一点要退缩的样子。
你不是让我说吗?那我就说给你听听。
蒋介石所有答应的这些事,不能等他到南京后再做,在西安就要实现,有一件他没有做,我们就得不到保证,也就坚决不能放人。
张学良心里很清楚,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们要知道,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对蒋介石的打击已经够大了,他自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如何履行诸位的要求。现在最重要的,是帮他撑起面子,恢复其领袖威信,让他“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
但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和说服,双方都难以达成一致,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会散了,却并不表明众人的情绪会散。
有少壮派军人愤然出言:西安事变是我们大家伙提着脑袋干的,早已不是他张、杨两个人的事了。
哦,你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闹着玩的吧。如此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