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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与龙邵文浅谈一次后，觉得他与自己道德观念相差太远，再不与之见面。而章太炎却因与他是旧日相识，也曾是共同的革命同事而不时与他小聚。章太炎虽名满天下，却生活窘迫；他虽有大才，又写得一手好字，却素来不喜卖字，也不喜别人同他谈钱，别人上门求字求文，如对脾性，他是分文不取，如脾性不对，不论多少钱摆在面前，他也无动于衷。幸亏他夫人精明，时常偷偷收些润笔，才不至于贫困潦倒，但夫人收润笔的事却不能被他知道，知道了就要大发雷霆。故此他家中三餐并无新鲜菜、肉，只用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等物佐餐。章家没有婢仆，生活一概由他夫人打理，他虽烟瘾极大，抽的却是最廉价的“金鼠牌”纸烟，吸完后的烟蒂随手乱扔，把家中地板上烧得是千疮百孔，到处可见烟蒂烧焦的小黑点。他不休边幅，一不洗脸，二不洗澡，手指甲留得很长，指甲内黑痕斑斑。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很少更换。
龙邵文每次来时，总要带上一些他爱吃的绿豆糕、豆酥糖等零食，走时则带上几幅字，再留下几十元的润笔费。为了投其所好，龙邵文每次来坐，总要装作向其讨教国学问题，章太炎谈起国学，可一口气说上三天三夜，虽听的龙邵文哈乞连连，但为了讨他的喜欢，为了与他多少有些共同语言，也就耐着性子，任凭他向自己耳朵里强灌。
章太炎张扬国粹，却态度鲜明地反抗权威及一切束缚，是个道德主义者，十分强调道德的力量。时间久了，难免对龙邵文的想法多少有些影响。只不过二人的道德观念终究不是一个路子出来的，他们一个是饱读诗书，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里悟出的道德观念，其观点是：生存完全以道德为目的，必须从个人修养做起；另一个却是浪迹江湖，从抢码头、贩烟土里悟出的道德观念，其观点是：弱肉强食，遇事不择手段，一切行为准则皆以打倒别人为目的。二者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但在“张扬国粹”这个问题上，龙邵文却找到了与章太炎的共同之处。只是二人对国粹的理解却是大不相同。章太炎张扬的国粹。是诸如“儒家学说”、“太极功夫”之类的纯中国本土化的东西，而龙邵文心中的国粹却是国产鸦片。他的最大抱负，就是把洋鸦片赶出中国市场，弘扬中国鸦片这种国粹。
第二百零二章 结交官富大儒（下）
202结交官富大儒（下）
龙邵文虽敬重章太炎，却不喜欢登他的门，只因章太炎喜欢吃的东西，全都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比如能将所有来宾都赶跑臭乳腐，，就是他的最爱。龙邵文每一登门，不得不屏息掩鼻，以致心生恐惧。可章太炎却浑然不觉，他的鼻子似乎永远闻不到臭气，他所感觉到的只是霉变食物的鲜味……直到后来章太炎发了一笔财，换了新寓所，在他夫人的管束之下，这种情况才稍微有所改观。
龙邵文虽结交了无数的社会上流人士，也同他们建立的一定的联系，但他却有自知之明，能掂得出自己的斤两。他知道一个人的身份，不仅仅是来源于享有身份人的本身，其背后都跟着几代人存下的身家与名声，与他的突然爆发大不相同，他们虽在表面倾心与他结交，骨子里却不屑于同他来往，而他小流氓出身的先天不足，又在本质决定了他不能轻松地跃身于特等阶层，而与这些人平起平坐。他在中国通商银行经理傅筱庵面前吃瘪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那年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北洋政府为讨好东洋主子，不顾国内民生疾苦，物价飞涨，决定勒紧裤腰对日救助，号召百姓忘却战争前嫌，不再抵制日货，以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利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当时北平、天津等城市纷纷成立救灾团体，演艺界筹款筹物，梅兰芳等社会公众人物还进行了义演，在景山公园卖票助赈。当时甚至连中学生也把零用钱捐出赈济日灾，民间组织红十字会在经费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也组织了救护队赴日救灾，各界都把日本人民所受的苦难，当做是自己所受苦难一般，无不倾力相助。
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地对日捐赠过程中，又怎能少了龙邵文的身影！他随即在上海发起响应，号召各界捐款、捐物，用以帮东洋人民渡过苦难时刻，基于中国人民最起码的善良与同情，上海各界此时忘却了东洋人曾经给国人带来的苦难，他们不计前嫌，纷纷对此施以援手，其中沪商领袖王一亭最是热心参与其中，一次性就募捐到白米六千担、面粉两千余包以及各种生活急需品，首批运往东洋。
此种背景下，龙邵文找到时任中国通商银行经理的傅筱庵，要他也仗义解囊，没想却被傅筱庵一口回绝。对于他的回绝，龙邵文并不怪他，日本一直预谋侵略中国，到处肇事生非，且与中国摩擦不断，国人不愿为其出钱、出力也实属寻常。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可令龙邵文万万没想到得是，傅筱庵前脚刚一拒绝他，后脚就高调地呼吁社会对日捐赠，大玩儿两面手段，令龙邵文吃瘪。其原因自然是瞧不起龙邵文的身份所致。认为他根本没资格来充当对日赈济的领头羊。像这样能讨好东洋人的事情，他傅筱庵又怎么会甘居人后，做那默默无闻、替人缝制嫁衣的冤大头。
幸亏当时还有另外一些银行、钱会的掌门人卖其面子，像是邓荣廷的中法银行；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钱新之的上海交通银行；吴蕴斋的金城银行；还有张公权的中国银行，都响应其号召，多少拿了点儿银子出来，才没让龙邵文塌台到家。
龙邵文虽吃了瘪，却没有丝毫埋怨，他此时虽也发了不少黑财，可在那些商业巨子，银行业大亨面前，他的那点儿家当，不过是人家的十之一二，根本就不被别人放在眼里。要不是他肩膀上扛着“青洪帮、黑社会”这块让人惧怕的照牌，恐怕连傅筱庵门都进不去，就被人家灰溜溜地打发走了。
所以龙邵文认为，要想让特等阶层的人逐渐地接受自己，那么礼仪、排场必须要摆的恰到好处，既不能显得寒酸，又不能像从前一样，怀揣金怀表，手戴金刚钻，把自己打扮的像是个没水准的暴发户。而在礼仪方面最好的老师，无疑就是类似于“李大架子”这类人。
“李大架子”本名李经羲，既是满清名臣李鸿章的侄子，又是隐居在上海的北洋政府前国务总理。他在清政府统治时期，曾官至云贵总督，以治匪和安边著称，曾经参与过张勋复辟的闹剧。此人官架子很大，故有“李大架子”之称。想那李经羲当年还是知县的时候，曾去晋见过湖广总督裕泰。当时裕泰坐在台上对其接见，李经羲行过礼后，直接就坐在了裕泰旁边的椅子上，裕泰呵斥再三，李经羲才起身换了一张椅子坐下。事后裕泰对其他官员说：你们看见李经羲了吧！此人架子很大，日后名位一定不会亚于我。李经羲后来果真官至总督，并因此得到绰号“李大架子”。由此可见中国官僚相度人才，的确是匪夷所思，独具慧眼。
龙邵文之所以去见这个已经过了气、在当时并不吃香的“李大架子”，并且去跟他套交情，主要原因是他久幕“李大架子”之名，想跟他学学做人、做事的排场，也好相机揣摩一两招，以便他在上流社会混的时候如鱼得水。可李经羲的确架子很大，龙邵文只见了他一次就再不想见第二次。当日龙邵文经人引荐进了李府，足足等了能有一个多小时，李经羲才不慌不忙地从内室出来。身后却跟着一个手持痰盂的丫鬟，落座后，李经羲先是喝茶、然后就开始吐痰，折腾了又将近半个小时候，才不紧不慢地问了一句：在座何人啊！
对这样的排场，龙邵文自然是不敢领教，只放下一百块钱的见面礼就匆匆溜掉。此后他一听人提起李大架子之名，就连连摆手，说什么也不愿提起他这段吃瘪往事。虽说如此，第二年李经羲去世，他当时不在上海，却专门安排人代自己送去祭奠之物，又送了些钱给他的家人。
此时的龙邵文虽结交广泛，但主要的结交对象，还是像卢永祥与孙传芳这样的当权者，他尤其与孙传芳麾下的一员猛将李宝章相从甚密。
李宝章号称独臂将军，打起仗来剽悍勇猛，行起事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