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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后来朝廷盐政渐渐废弛对盐场生产的督管，只要每年沿海盐课供给充足，便不问来路，只管征税。近十年来，齐鲁盐场几乎尽数荒废，盐丁盐民或流亡他乡，或转为耕作。只有关中汉中等地，因为离海太远，转运也颇为不便，自古都是以河东池盐、蜀地井盐等贩运供给，所以一直不曾被吴越人的海盐取代。
建隆元年年底，齐鲁之地失陷于李逆之手后，吴越人自登莱海贸而来的道路便被掐断了，李逆又禁止两淮之地的吴越盐过境，严查边防，故而建隆二年起，我大宋实则已经渐渐陷入盐荒，仅靠伪汉、伪蜀池盐井盐，乃至两淮之间逐利私商贩卖的私盐维持中原百姓所需——这一点陛下是早就知道了的。臣此番趁着登莱收复安定，原本试图去巡查是否有吴越海商重新前来贸易，才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吴越人倒是谨守朝廷之命，不许资敌以军国物资资助李逆，然登莱自陷于李逆之手后便不曾有吴越人来，以至于如今吴越人似乎还不通其中消息，不知此处已经在朝廷之手了，依然迟迟没有海商前来。”
“朕不是两月前还让你到了登莱后派过几次密使去吴越传令，告知吴越人恢复海路通商的么？”
“臣着实如陛下所命派了人去，可是有两拨刚刚渡淮便被李逆的搜查者抓住了大半，只有个别从人逃回报信，另外还有两队连信都没有报回来，也是不知凶吉。”
赵匡胤心中焦躁，却是依然不死心，抛出两个退求其次的问题：“既是如此，我大宋便没有自己的海船海路去吴越宣旨么？恢复齐鲁之地的盐场生产需要多久？”
“李逆占据齐鲁时，因我大宋沿海之地几乎尽数失陷——东有李逆，北有契丹占据沧州等处，因此我大宋仅有的海船也全数落入了李逆手中，可以说是出海船只百不余一。李逆在齐鲁失守之前，也把船尽数撤走，海船造船坊不能带走的东西全部焚毁殆尽，工匠也全部迁走。如今我大宋要造出哪怕一艘可以出海的船，只怕至少都得大半年的时间。臣在登州时，也试图调度黄河内航运的内河沙船，从辽人地界偷渡出黄河河口，辗转而下。然至今没有消息，也不知是否葬身于风涛之间了——为了偷渡去吴越，必须走远海的航线，若是在近海百里之内，都会被李逆从中拦截。
至于恢复盐场生产，若是少量恢复，半年之内倒也可以稍微抵挡一阵。要想恢复周太祖年间规模，却是至少要一两年时间了。自古百业兴盛至难，荒废至易，海盐因吴越人的便宜货冲击，地方纷纷停产，只知购入吴越海盐后，朝廷坐享其税得利，这才有今日之困局。”
赵匡胤闻言长叹，闷了一杯吴越产的高度烧酒，叹息说：“世宗皇帝乃至于朕，也算是深知盐务乃稳定国本之重器，哪怕是吴越雪盐丰足的年头，也不忘大量买入后官仓囤积，至少保持天下百姓一两年所需。然则如今盐商断绝如此之久，朝廷存盐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了。难不成还要靠继续在盐税中摊派‘淮饷’来促使百姓少用盐么？纵然如此，必须活命的那些盐还是省不掉的。唉，如今才看看抵定淮北，李逆有淮河水师优势，而且窃据淮南已有三四年，根基渐固；我大宋要猝然克复，殊为不易。若是再没有一条恢复吴越人进贡和盐商的通路，只怕大局翻覆啊。”
“陛下，臣暗中思忖，那些吴越人虽然谨慎，但是也绝不是和大王一条心。否则虽然江淮之间为李逆阻断，然楚地还另有商路可通我大宋。只不过因为楚地重重割据，周氏、高氏又是穷困贫弱之军，商税榷征颇重，故而此前经此路到达我大宋的盐价钱腾贵，足有江淮与登莱而来之盐数倍。商人无利可图，才不从此路运盐。为今之计，不如趁着我大宋官仓内的存盐还可撑一段时日，从楚地出使吴越，勒令吴越王组织江左商贾往楚地大规模贩盐，如今周行逢新亡，楚地无人敢违逆陛下的。”
“此法甚善……”
赵匡胤还没说完，赵普家的院门又被敲响了，赵普的家人去开了之后，却是赵匡胤身边得用的宦官头子王继恩，赵匡胤和赵普正在诧异时，王继恩匆匆跑到赵匡胤面前报信说：“老奴承陛下交代，说若是楚地有变的话，无论何时都要第一时间把消息传递给陛下。今日晚间却是有李处耘急报，说继周行逢身故后，数日前武平军悍将张文表果然起兵作乱了。如今南楚八州，已然混战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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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9章 新货币战争
曾经有经济史学家研究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辽国这个政权在于北宋对峙的初年还国力强盛，然岁币进贡近两百年后，反而越来越孱弱穷困呢？这个问题当然会有很多方面的回答，但是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
所谓挤出效应，就是一个国家在民营经济收入非常孱弱的情况下，如果全靠政府投资支撑经济总量，而且外贸或进贡等外部收入来源绝大多数都被官府收走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民族工业或者说民营手工业商业便会急速萎缩。
具体到宋辽的例子上，北宋给辽国岁币后的一个交换条件是回复榷场边贸，北方的蛮夷又不敢卖战马，只有靠卖点儿羊过日子，那个年代还没有羊毛纺织业的存在，所以卖羊无非是吃肉和获取羊皮用；相较于南朝庞大的盐酒茶布四巨头出口量，辽国那点外贸物资几乎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因此每年北宋从榷场边贸中赚回来的贸易顺差、或者叫出超，在数额上远远高于宋人给的岁币。如此数十年，一百年下来，辽人的民营经济就彻底完蛋了——因为岁币是给辽国的朝廷的，是给达官贵人的；岁币收进来的钱自然不会用之于民，而因为拿了宋钱去买宋货，就相当于把没有竞争力和生产效率低下的辽国民族手工业摧毁了。
一千年后，1934年时，米国总统罗瘸子上台后，作为全世界第二个真正铁腕解决大萧条的发达国家领导人，罗瘸子有感于元首卖的德国货通过“以物易物”的贸易在蒋校长那里大肆挤占中国市场，让德国工业产品在缺少结算外汇的情况下通过“工业品换矿石”大行其道。为了让米国货也拥有如此待遇，罗瘸子便祭出了《白银法案》这个毒计——米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与新墨西哥州等七个州号称“白银七州”，拥有落基山银矿，加上落基山南段的墨西哥银矿，米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白银出口控制者；而中国当时还在进行“废两改元”的金融改革。
于是米国通过《白银法案》以美元作为美洲白银的结算货币，并且在结算时以较高的价格吸纳白银（比如当时国际市场上原本白银作为一种工业品的售价是每盎司50~60美分，米国政府的强制白银结算就提高到80美分收购一盎司白银），这样一来，中国那边马上因为国际白银的流动陷入了银荒，原本通过出口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可以换到白银，可以用来任意买欧美工业化列强的货物；现在只能换到美元，也就只能买米国货。
从此以后，元首的德国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就渐渐被罗瘸子挤占了，这也是中国的军队先德械后美械的一个缩影。而罗瘸子的那“白银只能用美元结算”带来的“白银美元”，和罗瘸子死后米国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后、70年代慢慢悟出来的“石油只能用美元结算”的“石油美元”，在原理上实在是一脉相承。只不过白银美元的毒计只能影响银本位国家的外贸，而石油美元可以影响全世界的外贸、两者适用范围有大小罢了。
宋辽与美中之间那两场或无意、或有意的货币战争，如今被照模照样搬到了吴越和北宋之间，在这个毫无经济学体系可言的时代，这样的计谋古人根本不可能看得穿。周宋两朝，吴越人持续十几年的岁币进贡，包括当初支持周世宗柴荣铸造“周元通宝”那一次货币改革时用铜钱银两大量赎买北朝的佛像等等行动，让每年从吴越流入周宋的外汇足有两百万贯上下的银两或者铜钱，或者别的绢匹等硬通货。这些物资促成了周宋数次对外用兵军费的短板，但是也加深了北朝朝廷“赚快钱、用快钱”的习惯。
北宋官营盐场的大规模废弃，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吴越人的盐是热带干燥低纬度海域直接太阳晒出来的，而且有珊瑚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