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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决定命运的1944年夏季快要来临的时候，他们认识到：由于红军迫近德国边境，英美军队也已经部署好大规模渡海进攻，而德国在意大利对亚历山大率领下的盟军的抵抗正在瓦解，他们必须赶快除掉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才能够取得某种和议，以免德国被占领和消灭。
在柏林，施道芬堡和他的同伙终于拟就了他们的计划。这些计划总的代号是“伐尔克里”。这是一个很恰当的名称，因为伐尔克里是北欧一日耳曼神话中一些美丽而可怕的少女，据说她们飞翔在古战场上，寻找那些该杀死的人。这一次，要杀死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十分含有讽刺意味的是，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垮台之前，使元首同意了这个“伐尔克里”计划。原来他把“伐尔克里”伪装成这样一个计划：一旦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服劳役的千百万外国劳工暴动时，国内驻防军就接管这些城市的治安工作。这样的暴动是很少可能发生的，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些外国工人既没有武器，也没有组织。但是好疑的希特勒这时已感到草木皆兵，而且当时几乎所有精壮的士兵都不在国内，有的在前线，有的在辽阔的占领区内镇压当地人民，因此他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个想法：国内驻防军应该有个防范这群心怀不满的奴隶劳工、保障国内治安的计划。这样，“伐尔克里”计划成了军中密谋分子的一个绝好的掩护，使他们可以相当公开地拟订希特勒被暗杀后，国内驻防军接管首都和维也纳、慕尼黑、科隆等城市的计划。
在柏林，密谋分子主要的困难是手上的军队太少，人数不及党卫队部队。
在城内和城外四周还有为数不小的空军防空部队。除非国内驻防军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否则，即使希特勒死了，这些部队将会继续忠于戈林，不惜为保持在他们的头子的领导下的纳粹政权而战。他们的高射炮可以当大炮用，来对付国内驻防军部队。另一方面，柏林的警察部队因为它们的头子冯·赫尔道夫伯爵参加了密谋集团，已为密谋分子所掌握。
鉴于党卫队和空军部队的实力，施道芬堡十分重视控制首都的行动时间。最初两小时将是最关键的时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陆军部队必须夺占全国广播总局和两个本市电台、电报局、电话局、总理府、政府各部和党卫队一秘密警察总部。戈培尔是唯一很少离开柏林的纳粹显要人物。他和党卫队军官必须加以逮捕。在这时间里，希特勒一死，他在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必须立刻同德国其他地方隔绝，使得不论是戈林或是希姆莱，或是凯特尔、约德尔这样的纳粹将领，都不能接管政府或试图纠集警察或军队来支持纳粹政权的继续存在。这项工作由长驻元首大本营的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负责。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在政变发动后两小时内完成了这一切事情之后，才能够通过广播、电话和电报，把先期拟好的公报发给其他城市的国内驻防军部队指挥官、在前线和占领区指挥军队的最高级将领，宣布希特勒已死，一个新的反纳粹政府已在柏林成立。在24小时内，起义就应该结束——成功地结束，新政府巩固的建立起来。否则，那些摇摆不定的将军们就可能会发生反悔。戈林和希姆莱可能把他们争取过去，那就会发生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前线就会溃退，而密谋分子希望防止的混乱和崩溃就将不可避免。
一切都在于密谋分子有没有能力在希特勒被暗杀之后——这件事情将由施道芬堡亲自负责——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努力，运用柏林市内和四周的国内驻防军部队，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在一般的情况下，只有国内驻防军即补充军总司令弗里茨·弗洛姆将军，才能下令执行“伐尔克里”计划。而他的态度如何，直到最后还是一个问号。
1943年的整整一年里，密谋分子都在对他做工作。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这个谨小慎微的军官只有等他看到起事已经成功之后才能完全算数。但他们对起事成功自以为是有把握的，所以就瞒着他，动手起草了一系列准备以他名义发布的命令。如果他在关键时刻动摇，就用霍普纳将军代替弗洛姆。霍普纳就是那个卓越的坦克部队指挥官，在1941年莫斯科战役之后被希特勒撤职，并且被禁止再着军服。
柏林的另外一个重要将领的问题也使密谋分子很伤脑筋。这是冯·科茨弗莱契将军。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指挥着包括柏林和勃兰登堡在内的第三军区。密谋分子决定把他逮捕，由冯·图恩根男爵将军代替。柏林卫戍司令保罗·冯·哈斯将军已经参加了这个密谋，可以指望他领导卫戍部队完成占领柏林的这个重要的第一步工作。
除了起草控制柏林的详细计划之外，施道芬堡和特莱斯科夫在戈台勒、贝克、维茨勒本等人的合作下，起草了给各军区司令的命令，指示他们如何接管辖区的行政权、镇压党卫队、逮捕纳粹首要分子和占领集中营。此外，还写好几个动人的文告，准备在适当时机发给武装部队、德国人民、报界和电台。这些文告有的由贝克以新的国家元首的名义签署，有的由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名义签署，有的由戈台勒以新总理的名义签署。这些命令和文告都在班德勒街由两个参加密谋的勇敢的妇女在深夜里十分秘密地用打字机打出许多副本。这两个妇女，一个是对密谋活动贡献很大的特莱斯科夫将军的夫人艾立卡·冯·特莱斯科夫，另一个是玛格丽特·冯·奥文，她是一个退休将军的女儿，多年担任两位前任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斯但因将军和冯·弗立契将军的忠实的秘书。这些文件准备好之后都藏在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保险柜里。
这样，计划都安排好了。事实上，这些计划在1943年底就已安排好了，但有好几个月，并没有为实现这些计划采取什么行动。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不等待密谋分子。到1944年6 月，他们意识到［1036］时间已经所余无几了。
首先，秘密警察盯得很紧。参加密谋的人被逮捕，一星期比一星期多，其中有冯·毛奇伯爵和克莱骚集团成员，同时被处决的人也很多。密谋集团的核心分子贝克、戈台勒、哈塞尔、维茨勒本等，因为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盯梢盯得太紧，连见面都越来越困难。这年春天，希姆莱曾警告已经下台的卡纳里斯说，他知道得很清楚，有些将军们和他们的文职朋友正在图谋反叛。他提到正在监视贝克和戈台勒。卡纳里斯把这个警告转达给奥尔布里希特。
对密谋分子来说，军事形势也同样有着不祥之兆。一般人都认为，俄国人就要在东线发动一次全面反攻。罗马已经放弃给盟军了。它是在6 月4 日失守的。在西线，英美登陆迫在眉睫。德国可能很快就要遭受军事失败——在还没有来得及推翻纳粹之前。也许是由于克莱骚集团的思想影响，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密谋分子，开始认为还不如取消原定计划，让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去负担这场灾难的责任。现在推翻他们，可能只是重复“背后中了暗剑”的神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背后中了暗剑”的神话曾使许多德国人深信不疑。
英美的进攻：1944年6月6日
施道芬堡本人并不相信西方盟国会在那年夏天作登陆法国的尝试。从谍报局转到希姆莱的军事情报局工作的格奥尔格·汉森上校，曾经在5 月初提醒过他，进攻可能在6 月的任何一天发生。但是他还是不相信。
德国陆军本身对于进犯的日期和地点也狐疑不定。在5 月里，有18天功夫，不论气候或海洋、潮汐都适于登陆，但德国人注意到，艾森豪威尔将军没有利用这些有利条件。5 月30日，西线总司令伦斯德向希特勒报告，没有迹象说明进犯已经“迫在眉睫”。6 月4 日，驻巴黎的空军气象站认为，由于气候恶劣，至少在半个月内盟军不会采取行动。
这时，德国空军已不能对英国南部海岸港口进行空中侦察，而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就是在这一时刻在这里大批登船的。德国海军也因为海浪太大，撤回了在海峡中的巡逻船艇。因此隆美尔只能根据他所得的很少情报和驻巴黎的空军气象站的意见，在6 月5 日早晨起草了一个形势报告，向伦斯德报告说，进犯不会立刻发生，接着就乘汽车回到赫林根家里，同家人一起过了夜，然后于第二天去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会谈。
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后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