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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舒尔从大学的阳台上撒传单，就向秘密警察告了密。
他们送命的经过是迅速而野蛮的。他们被拉到可怕的“人民法庭”上，由庭长罗兰·法赖斯勒主持审判。法赖斯勒大概可以说是第三帝国中继海德里希之后最阴险和最嗜杀的纳粹分子，本书以后还要提到他。他们被判定犯了叛国罪，宣判死刑。在受讯时，沙菲·舒尔被秘密警察拷打得十分厉害，她出庭的时候，有一条腿已经折断了。但是她的精神仍然不屈。对法赖斯勒的野蛮威吓，她平静地回答：“你同我们一样都知道，这场战争已经输定了。
为什么你这样卑怯，不敢承认这一点？”
她撑着拐杖，一步一拐地走向绞刑架，极其英勇地迎接死亡。她的哥哥也是这样。休伯教授和另外几个学生在几天之后也被处死刑。
这一事件促使在柏林的密谋分子看到他们面临着的危险。这时，在密谋分子中间，某些领导人的轻举妄动，经常引起其他领导人的担心。戈台勒本人嘴巴太不牢。波比茨在努力试探希姆莱和党卫队其他高级军官参加密谋集团的可能性，这是极端冒险的。为人十分独特的威兹萨克在战后喜欢把他自己描绘成坚决的抵抗分子，但在当时他吓得同最亲密的朋友哈塞尔断绝一切来往。他指责哈塞尔（还有冯·哈塞尔夫人）“轻率得令人难以置信”，还警告说，秘密警察正在跟踪哈塞尔。* 秘密警察还在监视着其他许多人，特别是多嘴的、自信的戈台勒。1943年3 月，是密谋分子受挫折的月份，他们两次行刺希特勒的尝试都流产了。紧接着，秘密警察又给了他们一次打击。但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打击主要不是由于专门的追踪技术，而是两个情报机构、即武装部队谍报局和希姆莱的中央保安局倾轧的结果，中央保安局主管党卫队的情报机构并且想把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撵走，接管他的谍报局。
1942年秋天，一个名叫施密特休伯的慕尼黑商人，因为私运外币越境到瑞士而被捕。他实际上是谍报局的一个特务，但他长久以来运出国境的钱是给在瑞士的一群犹太难民的。在第三帝国，一个德国人的最大罪过莫过于此了，哪怕他是一个谍报局特务也罢。由于卡纳里斯没有营救施密特休伯，这个特务就开始向秘密警察供出他所了解的谍报局的情况。他攀出汉斯·冯·杜那尼。杜那尼同奥斯特上校一样，一直是密谋集团的核心分子。施密特休伯告诉了希姆莱手下的人，1940年约瑟夫·缨勒博士到梵蒂冈去的任务，是通过教皇同英国人搭上关系。他透露了1942年波霍弗牧师用谍报局发的伪造护照到斯德哥尔摩去访问契切斯特主教的事情。他还暗示出奥斯特想除掉希特勒的各种计划。
经过几个月的侦察，秘密警察行动了。1943年4 月5 日，杜那尼、缪勒和波霍弗被捕。奥斯特在这期间已经设法销毁了大部分罪证文件，在12月间被迫辞去谍报局职务，在莱比锡被软禁起来。
这对密谋集团是一个沉重打击。施拉勃伦道夫谈到奥斯特时说，他是“一个上帝要塑造的那种样子的人，头脑清楚而沉着，危险临头仍镇定如常”。
从1938年试图搞掉希特勒以来，奥斯特一直是密谋集团中关键人物之一。杜那尼的职业是律师，他一直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助手。新教牧师波霍弗和天主教神甫缪勒，不但为抵抗运动带来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在历次国外活动中，表现出个人英勇不屈的典范。他们被捕之后，备受酷刑，但仍拒绝出卖他们的同志。
但最严重的是，谍报局瓦解之后，密谋分子失去了“掩护”，也失去了他们相互之间、他们同犹豫观望的将军们之间、他们同西方的朋友们之间互通声气的主要途径。
希姆莱警犬的追踪又有了更多的发现，几个月之内谍报局和它的首脑卡纳里斯就完全完蛋了。
有一个新发现是在1943年9 月10日发生的，是在纳粹圈子里称为“索尔夫夫人茶会”的事件引起的。安娜·索尔夫夫人的已故丈夫曾在威廉二世手下做过殖民大臣，在魏玛共和国做过驻日本大使。她很久以来就是柏林一个反纳粹的“沙龙”的女主人。常到这个“沙龙”来的有许多高贵的客人，其中有：俾斯麦的孙女汉娜·冯·勃莱多夫伯爵夫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驻美大使的侄子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施多夫伯爵，著名的耶稣会神甫埃克斯勒本，还有外交部一个高级官员奥托·基普和伊丽莎白·冯·泰登。
奥托·基普曾因参加一次招待爱因斯坦教授的午宴，被免去德国驻纽约总领事的职务，但后来又设法复任外交官职。伊丽莎白·冯·泰登是一个有才华的、虔诚信教的妇女，在海德耳堡附近的威勃林根办一所著名的女子学校。
9 月10日在索尔夫夫人家里的茶会上，冯·泰登小姐带来一个少年英俊的瑞士医生，名叫勒克西，在沙尔勃鲁赫教授主持的柏林仁慈医院工作。同极大多数瑞士人一样，勒克西博士表示了强烈的反纳粹情绪。在场的许多人都表示同感，特别是基普。茶会散场之前，这个好意的大夫自动提出，愿意为索尔夫夫人或她的客人递送任何信件给他们在瑞士的朋友——德国反纳粹的流亡分子和英美外交官。在场的不止一个人很快接受了他的好意。
不幸的是，勒克西博士是秘密警察的特务。他把几封可以作为罪证的信件和关于这次茶会的报告，一起交给了秘密警察当局。
冯·毛奇伯爵的一个在空军部工作的朋友偷听到了这个瑞士医生同秘密警察之间的几次电话。冯·毛奇伯爵从这一朋友那里得悉了这一情况，立即对他的朋友基普发出警告，基普又通知了索尔夫圈子里的其他人。但是希姆莱已经掌握了证据。他也许是希望把网再拉得大些，所以等了4 个月才下手。
1 月12日，所有参加那次茶会的人，除了索尔夫夫人和她的女儿巴勒施特莱姆伯爵夫人以外，都被逮捕、审讯和处决了。* 她们母女俩关在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最后幸免一死，真是奇迹。冯·毛奇伯爵为他的朋友基普所牵连，这次也被捕了。但这还不是基普被捕的唯一后［1026］果。它的影响远及土耳其，并为最后解散谍报局、把它的工作转移给希姆莱铺平了道路。
在基普的亲密的反纳粹朋友中，有埃里希·凡尔麦伦和他的美貌绝伦的妻子——娘家姓名伊丽莎白·冯·普勒登堡女伯爵。同其他反对现政权的人一样，他们参加了谍报局，被派在伊斯坦布尔工作。秘密警察召令他们回柏林在基普案中受审。他们知道回去以后的命运会怎么样，所以拒绝了这个命令，在1944年2 月初同英国特务机关取得联系，飞到开罗，又从那里飞到英国。
柏林方面认为，凡尔麦伦夫妇带了谍报局的全部密码逃亡，把它们都交给了英国人，虽然后来发现这是不确实的。但这却成了希特勒搞掉谍报局的最后一个借口。在杜那尼和谍报局的其他人员被捕之后，加上对卡纳里斯越来越怀疑，他就想这样做了。1944年2 月18日，他下令解散谍报局，由中央保安局接管它的工作。这是希姆莱又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他同陆军军官团的斗争可以追溯到1938年诬告冯·弗立契将军的事件。谍报局的解散，使武装部队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情报机构，并且增加了希姆莱对将军们的权力。
这也是对密谋分子的进一步的打击，现在密谋分子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特务机构了。
但是他们没有打消杀害希特勒的图谋。从1943年9 月到1944年1 月，又组织了6次尝试。8月间，雅可布·瓦伦堡到柏林来看戈台勒。戈台勒向他保证，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在9 月间发动政变。到那时，施拉勃伦道夫将去斯德哥尔摩会晤丘吉尔先生的代表，进行和谈。
“当时我怀着提心吊胆的心情，等待9 月的来临。”这位瑞典银行家后来对文伦·杜勒斯说，“9 月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一个月之后，施蒂夫将军——就是特莱斯科夫送给两瓶“白兰地酒”和希姆莱后来称作“中了毒的小矮子”的那个说话刻薄的驼子——设法在腊斯登堡希特勒的午间军事会议上，放一颗定时炸弹。但到最后关头，他又胆怯了。几天之后，他从谍报局拿来藏在大本营一个了望楼下面的那些英国炸弹爆炸了。幸亏希特勒命令负责调查这个案件的谍报局上校瓦尔纳·施拉德，是参与密谋活动的人，密谋分子才没有暴露。
11月里，又组织了一次“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