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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感觉到德国工人党有什么重要意义。他去参加该党集会是奉命而去的。这次集会参加的一共只＇36＇有25人，地点是在施端纳克勃劳啤酒馆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希特勒从开始一直坐到散场，觉得会议开得很沉闷，一点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说，这是“一个与其他许多新组织没有什么不同的新组织，当时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人都对现状不满，都觉得有必要组织一个新党。这种新组织遍地皆是，过不了很久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觉得德国工人党没有什么不同”。在弗德尔发言结束后，希特勒正要离开时，一个“教授”站了起来，反驳弗德尔的论点，并且建议巴伐利亚同普鲁士脱离关系，另外同奥地利组织一个南德意志国家。这在当时的维也纳是个很流行的主张，但是它却引起了希特勒的狂怒，据他亏来自己说，此事使他站起身来对“这位有学问的先生”加以一番痛斥。话显然说得十分尖锐，据希特勒说，那位“教授”“像只落水狗般”夹着尾巴溜走了，而其余的听众则“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无名小子。有一个人——据希特勒说当时没有听清他的姓名——在后面追上来，把一本小册子塞在他手里。
这个人是安东·德莱克斯勒，锁匠出身，他可以说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奠基人。德莱克斯勒是个面有病容，目戴眼镜的人，没有受过正式教育，能够独立思考，但是头脑偏狭，思想混乱，文章固然写得不好，演讲更是糟糕，他当时在慕尼黑铁路工厂工作。1918年3 月7 日他组织了一个“独立工人委员会”同自由的工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鼓吹为德国争取“公正的”
和平。实际上，这是在北德建立的“根据工人阶级路线促进和平协会”这个运动的一个分支机构（德国当时和后来一直到1933年都有不少这种名字起得十分堂皇的行施压力的团体）。
德莱克斯勒所拉到的会员从来没有超出40个，1919年1 月，他的委员会同一个叫做“政治工人集团”的差不多的团体合并，后者原来是由一个名叫卡尔·哈勒的报社记者领导的。新组织的成员不到100 个，名叫德国工人党，由哈勒担任第一任主席，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很少提到他的一些后来无声无息的早期同志，但是却恭维哈勒是个“正直的”和“确实很有教养的”人，不过对于他缺乏“演讲天才”表示惋惜。也许哈勒之所以有此一笔带过的光荣，主要是因为他顽固地认为希特勒演讲拙劣，这种看法使这个纳粹党的领袖一直很恼火，他在自传中一点也没有隐讳这一点。无论如何，德莱克斯勒似乎是这个规模很小、默默无闻的德国工人党的主要推动力。
第二天早上，希特勒仔细阅读了德莱克斯勒塞在他手中的小册子。他把当时情况详细地写入了《我的奋斗》。当时是清晨5 时，希特勒醒了，按照他所说的习惯，躺在第二步兵团营房里的床铺上，看着耗子啃啮他总是在前一天晚上撤在地上的面包屑，“我一＇37＇生尝够了贫困的滋味，”他沉思道，“因此我很能够想象小生物的饥饿和快乐。”他记起了那本小册子，就取出来阅读。小册子的书名叫《我的政治觉悟》。叫希特勒惊异的是，它反映了他本人在过去几年中确立起来的很多思想。德莱克斯勒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要以工人阶级群众为基础，然而不像社会民主党，却要保持强烈民族主义的政党。德莱克斯勒曾经参加过爱国主义的祖国阵线，但是不久就对它那似乎与群众毫无联系的中产阶级倾向感到幻灭。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维也纳的时候，希特勒也为了同样的原因瞧不起资产阶级——他们完全不关心工人阶级家庭和他们的社会问题，因此，德莱克斯勒的主张肯定引起了他的兴趣。
那一天，希特勒后来又惊异地接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他已被接受参加了德国工人党。“我真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后来卧忆说，“我丝毫无意参加一个现成的政党，我要自己组织一个。他们对我的要求未免大自作主张了，根本不能考虑。”他正要这么写信作复，但是“好奇心又占了上风”，他决定去参加他们邀请他出席的委员会会议，亲自说明他不参加“这个荒唐可笑的小团体”的原因。
举行会议的酒馆是一家开设在赫伦街、名叫老罗森巴德的下等酒店？？我穿过灯光阴暗、闯无一人的餐厅，打开门到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同委员会打了一个用面。在一盏昏暗的煤气灯下，围着桌子坐着4 个青年，其中就有小册子的作者，她一见我进去就马上非常高兴地招呼我，欢迎我这个德国工人党新党员。
说真的，我非常吃惊。他们先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对秘书投了信任票。接着司库作了帐目报告——这个组织一共只有7 马克50芬尼的经费——也对司库投了信任票。这也记入了会议记录。接着第一主席读了给基尔、杜塞尔多夫和柏林的来信的答复，人人都表示同意，接着是就收到的来信作了一个报告？？
讨厌啊，讨厌！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俱乐部生活！难道我要参加这个组织吗？但是坐在这间灯光昏暗的后室里的这些小人物身上却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他：那就是“渴望组织一个不仅仅是通常意义的政党的新的运动”。那天晚上，他回到营房，“考虑我一生中最难回答的问题：我是否应该参加？”他承认，理智告诉他要推辞。但是？？正因为这个组织无足轻重，一个有精力和思想的青年人就有机会“进行真正个人的活动”。希特勒再三思考他能够“给这个任务”干些什么。
我不名一文，没有收入，这一点在我看来倒是最可以忍受的，而比较困＇38＇难的则是，我是个无名之辈，侥幸活着或者死去，连最近的邻人也不会加以注意。此外，还有由于我缺乏教育而必然引起的困难。
经过了两天伤尽脑筋的思考以后，我终于决定我必须采取这一步骤。
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决定。跨出了这一步以后，就再也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阿道夫·希特勒就这样成了德国工人党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
这个微不足道的政党有两个成员值得在这里一提。他们日后证明对希特勒的崛起是很重要的。在慕尼黑陆军第七军区参谋部工作的恩斯特·罗姆上尉在希特勒之前参加了这个党。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职业军人，脖子粗壮像头公牛，眼睛细小像只肥猪，脸上疤痕斑斑，上半截鼻子在1914年给子弹打掉了，他生性爱好政治，有天赋组织能力，像希特勒一样，他对民主共和国和他认为应该对之负责的“十一月罪人”怀有强烈的憎恨。他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德国，他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只有靠一个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像大多数正规军官，他本人就是来自这个阶级，他是一个狠毒、无情、猛干的人，不过也像许多早期纳粹党人一样，是个有相公癖的人。他参与建立了第一批纳粹党打手，后来扩建成为冲锋队，一直由他领导，直到1934年他被希特勒处决为止，罗姆不仅给这个新党带来了大批退伍军人和自由团义勇军，成了该党初期的骨干，而且由于他是控制着巴伐利亚的陆军的一名军官，也为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取得了当局的保护，有时甚至是支持。没有这种帮助，希特勒要想煽动人民推翻共和国的运动，也许是永远不能够得到真正开展的。可以肯定，没有巴伐利亚政府和警察的容忍，他是不可能安然无事地采取他的恐怖和恫吓手段的。
狄特里希·埃卡特比希特勒大21岁，常常被称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上的奠基人。他是一个机智的新闻记者，同时又是一个平庸的诗人和剧作家。
他翻译过易卜生的《派尔·金特》（《ＰｅｅｒＧｅｎｔ》），写过一些从未上演过的剧本。在柏林，他曾经像希特勒在维也纳一样，过了一阵子波希米亚式的流浪生活，成了一个酒鬼，吸过吗啡，据海登的材料，还进过精神病院，在那里，他才总算能把自己的剧本上演，让病人来当演员。他在战争结束时回到故＇39＇乡巴伐利亚，在慕尼黑的艺术家荟集的施瓦勃林区的勃伦纳赛尔酒馆里，在一群钦慕者前面，宣传亚利安人的优越性，主张消灭犹大人，推翻柏林的“猪猡”。
“我们需要一个头子，”当时在慕尼黑工作的新闻记者海登引述埃卡特1919年对勃伦纳赛尔酒馆的常客作的演讲说，“他要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