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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威廉·夏伊勒
前言
在第三帝国短促的生命的前半期，我曾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过，亲眼看到阿道夫·希特勒怎样巩固他作为这一伟大而又茫然不知所从的民族的独裁者的权力，后来又怎样引导这一民族走向战争和进行征服，但是，如果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我的这种个人经历还不会诱使我尝试写这本书。
这件绝无仅有的事情，就是缴获了德国政府及其所有各部门的大多数机密档案，其中包括外交部、陆海军、国家社会党以及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机密档案。我相信，这样大批的珍贵材料落入当代历史学家手中的事情，过去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在此以前，一个大国，即使被战败了，它的政府被革命推翻了，像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所遇到的情况那样，它的档案也总是由它自己保管的，只有那些对后来的统治集团有利的文件，最后才会公布。
1945年春，第三帝国迅速崩溃，因此人们不仅缴获了它的大量秘密文件，而且也缴获了其他许多非常宝贵的材料，诸如私人日记、极度秘密的发言记录、会议报告和通信，甚至还有纳粹领导人电话中谈话的记录，这是赫尔曼·戈林在航空部设立的一个特别机构所窃听收录的。例如，弗朗兹·哈尔德将军写日记一直没有断过，他用格贝尔斯伯格式速记法不仅记下了逐日的事件，而且也记下了当天每小时的发展。要了解1939年8 月14日到1942年9 月24日之间这一段时期的确切情况，这就是一个很难得的材料来源。当时他担任陆军参谋总长一职，同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其他领导人每天都有联系。他的日记是德国人日记中提供情况最多的一部日记。但是也有其他日记具有极大价值，包括宣传部长、希特勒在党内的亲密同事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日记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ＯＫＷ）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的日记。还有最高统帅部自己的和海军总司令部的日记。比如，在科堡附近的坦巴赫城堡缴获的6 万卷德国海军档案，就几乎包括了从1945年4 月缴获之日起一直回溯到1868年现代化德国海军建立之时止的全部德国海军的信号、舰只的航海日志、个人日记、备忘录等等。
德国外交部485 吨档案藏在哈尔兹山脉的各个古堡和矿井里，在奉到柏林方面的命令正要烧毁的时候，为美国第一军团所缴获，这批档案不仅包括第三帝国时期，而且还包括魏玛共和国时期，并一直追溯到俾斯麦的第二帝国创建的时候。战后许多年来，成吨的纳粹文件被封存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个美国陆军大仓库里，我国政府没有表示有什么兴趣要想打开木箱，看看里面可能有些什么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最后到1955年，在这些文件被缴获后10年，由于美国历史学会的创议和一些私人基金会的资助，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文件才被启封，数目少得可怜的一批学者，在人手和工具缺少的情况下，趁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些文件送还给德国之前，进行了翻阅和摄影的工作。结果证明这是一次丰富的收获。
其他的一些文件也是如此，例如希特勒大本营每天研究和讨论军事形势的51次“元首会议”部分速记记录，以及这个纳粹战争元凶在战时同他党内老伙伴和秘书们饭后酒余谈话的比较完整的记录。前者是美军第一○一空运师一名谍报军官在伯希特斯加登从一些焚毁的希特勒文件余烬中抢救出来的，后者是在马丁·鲍曼的文件中找到的。
纽伦堡举行纳粹主要战犯审讯的时候，曾经匆匆忙忙集中了数十万件缴获的纳粹文件作为证据。我在采访那次审讯的前半期时，曾经收集了成捆的油印副本和后来出版的42卷证词和文件，还有许多重要文件的10卷英译本。
关于纽伦堡后来又举行的12次审讯所出版的15卷材料中，也有一些其他文件是很有价值的，虽然有许多文件和证词被节略了。
除了这些前所未有的丰富文件以外，最后还有德国军官和党政官员的详尽提审记录以及他们后来在战后各次审讯时起誓画押的证词，其中所提供的材料，我相信是以前历次战争结束后从来没有从同样的这类来源得到过的。
当然，我没有全部读遗这些数量惊人的文献——这是单独一个人力所不及的事情。不过，我努力翻阅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只是由于缺乏适当的索引而不免进度缓慢，这是在这样一片丰富的园地中任何一个工作者在所难免的事情。
我们在纳粹时期驻在德国的人，不论是新闻记者还是外交官，对于第三帝国堂皇的外表后面发生的事情，所知道的真实情况，可谓微乎其微。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由于它的性质所决定，必然是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它也知道如何保守这种秘密，以防外人的窥探。把第三帝国内部所发生的赤裸裸的，怵目惊心的，往往是令人作呕的事实——希特勒的上台，德国国会纵火案，对罗姆的血腥清洗，德奥合并，张伯伦在慕尼黑的投降，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对波兰、斯堪的纳维亚、西方、巴尔干各国和俄国的进攻，纳粹占领下和集中营中的恐怖，消灭犹太人的暴行等等——一一记录下来或作一番描述并不困难。但是秘密作出的重大决定、阴谋诡计、背信弃义、其动机成因、主要角色在幕后起的作用、他们所造成的恐怖的程度以及他们制造这种恐怖的伎俩——所有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情况，在德国秘密文件出现之前，大部分是我们所无法获悉的。
有些人可能认为，现在要想写一部第三帝国史，为时尚嫌过早，这样一个任务应该留给后代的作家去完成，因为时间会使他们具有历史的眼光。我到法国去从事一些研究工作的时候，发现这种看法在那里特别流行。有人对我说，历史学家能写的材料最近不应超过拿破仑时代。
这种看法是颇有它的道理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往往等了50年或者100 年，甚至100 年以上，才敢着手写作一个国家、一个帝国、一个时代的历史。
但是，这主要是因为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有关的文件，使他们掌握所需要的确凿材料。虽然时间使他们具有了历史的眼光，但是由于他们对他们所要写的时代的生活和气氛、对他们所要写的历史人物必然缺乏亲身的了解，总不免有所欠缺。
在第三帝国这个具体问题上，绝无仅有的是，几乎所有的文件材料都在它覆亡的时候公诸于世，而且由于所有活了下来的领导人——不论是军人还是文官——的证词，而更加丰富充实了（有些证词还是在就刑前提供的）。
有了这样迅速获得的这样无可比拟的材料来源，而我的心中对于纳粹德国的生活，对于统治这个国家的人们，特别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表现、行为和本性又记忆犹新，刻骨难忘，因此我决定，无论如何要作一番尝试，把第三帝国的兴亡史记载下来。
修昔底德斯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ｌｏ… 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Ｗａｒ》）这部历史巨著中曾说：“我经历了整个战争，当时的年龄已经能够理解事态的发展，同时为了了解其确切的真相，我也注意了当时事态的发展。”
要了解希特勒德国的确切的真相，我发现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是不一定能够做得到的。固然由于有了大批文件材料而能够比20年以前能做到的更接近于了解真相，但是这些材料浩如烟海，也往往会使人感到迷乱。何况在一切凡人提供的记录和证词中，必然会有令人难以弄清楚的矛盾。
毫无疑问，本书不时掺杂着我本人的偏见，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和人生观所必然产生的。我在原则上憎恶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而对于这个独裁政权尤其感到憎恶，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亲眼看到过它对人类精神所作的丑恶的进攻。尽管如此，我在本书中还是努力保持严格的客观态度，让事实自己说话，而仅仅注明每一事实的出处。本书所列举的任何事件、场面或引语，无一出诸作者的想象，全部根据文件、目击者的证词或者我个人的观察。有五六处地方，由于事实阙如，不免有所猜测，但是也作了坦率声明。
对于我的看法，不少人将会提出异议，我对此毫无怀疑。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见解是绝对不会错误的。为了使本书的叙述更加清楚和有深度，我冒昧提出的一些看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