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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典，自然其义自现，断不会发生误解。”
“哦，有点意思。”赵祯笑着看看众臣道：“咱们就听他讲讲，圣人是如何修齐治平的。”
众大臣也纷纷点头。
于是陈恪便开始讲《中庸》，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之定理。”
陈恪并非第一个强调《中庸》的，其实二程都很推崇此篇，只是两人还没到出成果的时候，便被他捷足先登了。
《中庸》之中，实乃包含着儒家修行的方法论，其所谓中庸之道，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于介绍儒家修养人性的方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也包括介绍儒家作人的规范——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和智、仁、勇等。
其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至德。
第三五零章 秋 （下）
（这一章写了十个小时，十分满意。）
《四书》中的圣人之语，都是微言精义。微言精义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信息量太少，以至于无法精确的把握真意。
尤其是讲儒家世界观、思想观、善恶观、方法论的《中庸》、《大学》，更是玄之又玄。
比如中庸第一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学问浅的人，看了都是一头雾水，学问深的人则有自己的理解，且不尽相同。
是以虽然有圣人经典在前，人们仍无法精确把握儒家的哲学思想，便需要有人来译注经典，为圣人和凡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朱熹定《四书》，作《章句集注》，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朱熹以此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思想体系，终于完成了宋儒的夙愿。儒家哲学也终于登上了顶峰，成为整个国家读书人的共同思想，继而成为整个国家的集体意识。从骨子里改变了中国人。
单从这一点说，朱子确实了不起。
陈恪对《四书》的诠释，便完全仿照朱子的体例，甚至内容也以朱子的《四书章句》为主体。但是在最根本的世界观上，他却动了手脚。
因为朱子的一套，原是极好的，只是在世界观上出了岔子。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所以儒家思想越到后来，就约成为‘禁锢思想、阻碍科学发展’的罪魁。
在世界观上，程朱理学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
在朱熹的认识里。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根柢和枢纽，是决定一切和派生一切的精神实体。也就是所谓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从太极中来的。
那么如何认知这个太极呢？朱熹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当你一旦通理，便明白了太极，自然尽知天下万物万事。胸怀宽广，宠辱不惊，无惧无畏，可修身，可齐家，可治国，可平天下！
那么这个‘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朱子说，呃，直接告诉你印象不深，用处不大。需要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想……
好吧，那如何去认识这个理？
这次朱子告诉你了。须得‘格物穷理’！
‘格物致知’是儒家大学之道的基石。
在先秦时代‘格物致知’这句话，大概并不是特别深奥的语言，故而用不着做什么解释。
但是汉代以降，由于文化断层等原因，人们对它的解释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由此导出的方法论，也就千差万别。
朱熹将‘格’解释为推究、穷尽的意思。所以朱子之学的方法论，就是穷理。
那么如何穷理？朱子说了，就是多读书讨论、应事接物。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读书。读什么书？儒家经典。因为儒家把孔孟当成掌握了道的人，或者说孔孟就是道。他们追求的便是‘孔孟之道’。
所以理学的格物穷理，说白了，就是去多读圣贤之书，体悟所谓的圣贤之道。
如果仅是修身齐家，这倒也无妨。因为圣人乃万世师表，照着学肯定没错的。然而儒家是入世的，还要治国平天下的，得解决人世间产生的具体问题，比如国家的财力枯竭，比如治理黄河、比如如何去应对外敌。
这就出事儿了。后人都知道，每个问题都要具体分析，在现实中寻找解决的办法。
而且很多时候，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出现的， 那么解决的办法也一样，必须要不断创新才行。比如在春秋时，还是井田制的小国寡民，生产关系与后世完全不同，当时圣人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放在宋朝来看，就已经完全过时了。
何况，就是在春秋时期，孔夫子那套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了。拿着那套在春秋行不通的东西，放在千年以后，难道就能行得通了？
程朱理学的谬误之处就在这里。他们罔顾事实，不在现实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在古人的书籍里找注解，找答案。什么事都要看古代先贤是怎么解决的，然后照搬就是。
这一套显然是行不通的。
朱熹陷入到这个怪圈中，无可厚非，因为他终究不是老子、孔子、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真圣人，只能算是大学问的贤人。
他无力开辟出正确的世界观，自然也就发展不出正确的方法论。他的世界观，其实是来自于周敦颐，而周敦颐的理论根基《太极图》，是源自陈抟老祖的《无极图》，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而‘太极’玄之又玄，根本就是不可认知的，所以他研究来研究去，都究不出这个理之所在。最后只能借用了佛家的那套修行方法。因此理学其实是糅杂了佛道的实用主义儒学。这就注定了它会沾染上佛道的消极主义和封闭主义，最终变成一种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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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恪要做的，便是树立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回到《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陈恪的解释为‘理性是人类的天性，通过理性的思考，可以发现道，圣人以此探求大道以教化万民’。
他将‘天命’解释为‘道’，道者，绝对真理和客观规律也。他说这个世界便是在绝对真理和客观规律之下运行的。真理和规律，隐藏在表象和事件之下，规矩着事件和表象的发展。所以认识真理和规律，就可以预见事物的变化，把握正确的方法，即所谓‘明心见性’，然后可修齐治平也！
真理和规律是可以认知的。修道，就是认识真理和规律的过程。而修道的方法，便是‘格物’。
对于‘格物’，陈恪与朱熹的说法基本相同。他说‘知在我，理在物’，连接物我方法就是‘格物致知’。
他们同样训‘格’为至、为尽，至：谓究至事物之理。同样训‘物’为事，其范围极广，包括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亦包括心理现象和道德行为规范。
‘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认为上至宇宙天地，下至微小的一草一木一昆虫，皆有理，都要去格，物的理穷得愈多，我之知也愈广。由格物到致知，有一个从积累有渐到豁然贯通的过程。
要贯通，必须花工夫，格一物、理会一事都要穷尽，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粗到精。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节次第，重重而入，层层而进，以求道理。
所谓‘穷理须穷究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深奥是里也。’人们必须经过这样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才能达到对理的体认。
以上的方法论，基本上都是朱子观点，陈恪几乎原封不动的照搬。但在不同的世界下，此方法论便与程朱理学有了分际，变成了‘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运用理性思维，从现象中升华出理论，以实践检验理论。经过这样的过程便可得一理。’
当你通晓万物之理后，便可从诸多理中，升华出道。
当你认识了道，则万事万物在你眼里都没有秘密，你便成了道。
则惟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赞天下之化育；可以赞天下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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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恪的这套学说，因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问世便显得精致完整，令人信服。
加之他已经树立起经学大师的形象，所以他仅在经筵上讲了一章《中庸》，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去年他考证《尚书》乃伪经，士大夫们还只把他当成是学问渊博、明辨深思的才华之士。今年听了他讲《中庸》，才知道原来大宋朝继道学、新学之后，又诞生了一门学说。又诞生了一名大儒！
而且这门学说一经问世，就如此完整，如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