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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支持张贴大字报的自由，于是人们变得大胆起来。经历了信息受到严密管制的十年文革之后，很多人仅仅是好奇。
还有些人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任何「错误观点」都可能引致惩罚和侮辱，甚至被下放农村，所以仍然心有余悸。然而
随着新的大字报在西单墙继续出现，那里开始弥漫着一种兴奋感。
有些人张贴诗词、简略的个人描述或哲学文章。有的大字报是用毛笔书写的，也有的是用钢笔写在笔记本纸张上
的诗文。许多大字报出自年轻人之手，他们是高干子女，能窥探到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氛变化。还有一些
贴大字报的，是因为突然获得自由而异常兴奋的年轻人，但他们一直生活在封闭的社会里，缺少经验和智慧去恰当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在文革的恐怖时期，个人不敢检验自己的观点，群众运动并不能使他们在策略上变得成熟。此外，鼓吹
自由民主的人，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样，对国外的情况缺少体验，知之甚少。他们开始质疑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又看到另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远比中国发达，于是对西方民主表现出几近天真的信仰。 ＇83＇还有一些人写道，他们被灌输的
一切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枣全都是错误的。西单墙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西单民主墙」，或简称「民主墙」，
在最高峰时，每天有数万群众驻足于这道墙前。类似的墙也出现在了全国其他一些城市。
大字报写得激情洋溢。有些作者因害怕报复采用了化名；也有些人为了要求得到赔偿而采用真名实姓。一些偏远
地区的人，也千里迢迢来到城里张贴他们的申冤材料。很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或有亲人遇害的人，终于有机会诉说他们
的遭遇。那些仍有亲友在农村、监狱或被监视居住的人，要求为受害者恢复自由。被迫害致死者的亲人，要求为他们的
家人恢复名誉，以使他们自己能够脱离苦海。在 1967 年后下乡的 1；700 万知青中，当时还只有大约 700 万人获准回
城。 ＇ 84＇很多抱怨来自于那些失去接受高等教育或得到好工作的机会、仍在农村忍受贫穷的人。还有一些政治上老练的人，
隐晦地提到党内正在发生的争论，抨击「两个凡是」，要求重新评价「四五」事件。
11 月 26 日，即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在「两个凡是」上公开作出让步的次日，邓小平对日本民社党党
魁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
出气。」 ＇85＇邓反问道：「允许群众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什么错？」 ＇86＇此外，叶帅和胡耀邦也表示支持群众用大字报
表达他们的观点。
同一天下午，当《多伦多环球邮报》的约翰？弗莱泽（John Fraser）和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一起去看
西单民主墙时，围在他们身边的数百人听说诺瓦克次日能见到邓小平，便让会讲汉语的弗莱泽将一些问题转告给诺瓦克，
让他向邓小平提出。弗莱泽答应第二天下午向他们报告结果。当弗莱泽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回到民主墙时，有数千人已
在等着听邓小平的答覆。当听弗莱泽说到党很快要为彭德怀正式恢复名誉时，喝彩声响成一片。当他说邓小平表示「民
主墙」是一件好事情时，人们又释然地报以欢呼。＇87＇
随着人群每天在西单墙前聚集，异常兴奋的中国人渴望了解情况，急切地与外国人交谈，向他们提出了一大堆有
关民主和人权的既幼稚又极为真诚的问题。例如：你们国家由谁来决定报纸电台的报道内容？ ＇88＇多年来一直希望民众能
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外国记者，热情地向本国报道了民主墙前真诚的交谈和热烈的气氛。虽然中国的官方媒体不向中国人
报道西单墙上的内容，但是它们透过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又传回了中国。
西单墙前的群众一直很守秩序。但是几周之后，有些人开始贴出有政治诉求的言论，要求民主与法治。北京的公
安干部报告民主墙附近有一些打斗情况发生，并担心那里有增无减的人群可能会威胁到治安。事实上，邓小平在 11 月
底与佐佐木良作的谈话中就已经警告说，有些大字报的言论不利于安定团结和实现四化。但是，在民主墙出现一个月之
后，当三中全会临近结束时，中国的高层领导仍然愿意支持用大字报表达意见的自由。例如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
幕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89＇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夕的 12 月 13 日，邓小平把他的政研室成员、也是为他写三中全会讲话稿的笔杆子之一于
光远叫到一边，让他草拟一篇支持西单民主墙的讲话。他对于光远说：「有点儿反对的声音有什么坏处？」＇810＇尽管《人
民日报》没有报道西单的事情，但报社里支持「民主墙」的人在 1979 年 1 月 3 日发表了一篇大胆的社论〈发扬民主和
实现四化〉，其中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真正可怕的倒是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害怕人民讲话，实际是软
弱和神经衰弱的表现。？？安定团结和发扬民主并不是对立的。」＇811＇
民主墙上的言论在 1 月中旬变得更加政治化。1 月 14 日，一群人打出了写有「全中国受迫害的人」的旗帜。他
们宣布「要民主，要人权」，从天安门游行到中南海的大门口，这里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们要进入
大门，但被武装军人拦住。目睹这些抗议者的英国外交官罗杰？加塞德（Roger Garside）说：「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愤
怒的一群人。」＇812＇
还有一些群体开始自印杂志，向那些来看西单墙的人免费发放。1 月 17 日，一群自称「中国人权联盟」的抗议
者印了一份「十九条宣言」，要求言论自由、对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评价的权利、公开政府预算、允许旁听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允许与外国大使馆自由接触、为知青安排工作等。＇813＇这些愤怒的抗议发生在邓小平出发访美的前几天，但邓
小平并没有对此进行限制。他知道，如果他在访美前夕压制「民主墙」，这种做法会被西方媒体报道，有碍访问取得成
功。然而，当 2 月 8 日邓小平从美国和日本回来后，他没有再让于光远给他看那篇支持「民主墙」的讲话稿。更重要的
是，他根本未做过这次讲话。＇814＇ 到 3 月时，民主墙上张贴了更多抨击中共统治基本制度的文章。由于政府未加限制，
人们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开始批评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体制，甚至开始批评邓小平。
3 月 25 日，曾经当过兵的北京动物园职工魏京生，大胆迈出了突破旧框框的一步，他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
独裁〉一文，点名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魏京生没上过大学，这篇文章也缺乏对民主的深入分析，但是激情
弥补了他所欠缺的成熟。他有一个藏族女友，其父被投入监狱，母亲被关起来后因不堪凌辱而自杀。魏京生本人曾被安
排到新疆的边远地区工作，他所见到的乞讨者让他内心不安。他想搞清楚的是，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一些干部却享受
着极为舒适的生活。他抨击中共用「四个现代化」的口号遮掩这个事实上并未改变的阶级斗争体制的弊病。他质问道：
「今天人民享有民主吗？没有。人民不想当家作主吗？当然想？？人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有了清楚的方
向和真正的领导者枣民主的旗帜。」＇815＇魏京生的这些公开言论使他立刻成为全球媒体的关注焦点，他被奉为中国要
求新的民主制度的头号代言人。
大约就在这时，中国的对越战争（中国称之为「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结束，邓小平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转向「民
主墙」和理论工作务虚会等国内事务（关于这场战争见第 18 章）。直到那时「民主墙」在政治上对邓小平一直有很大
价值：它使群众能够有一个渠道表明他们反对「两个凡是」，反对「四五」事件的处理方式，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这为
邓小平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使他可以实行新的路线，而又不必亲自参与这种批判。
邓小平刚刚接过权杖时，可能理论上认为民主很有吸引力；他鼓励在党内有更多的民主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