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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SWDXP2； p。 85。
＇6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7 日，页 166。
＇6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8 月 1 日，页 169。
＇6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9 日，页 167。
＇6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8 月 4 日，页 172173；另见他在 1977 年 8
月 8 日的讲话；英文版可见于 SWDXP2； pp。 6172。
＇655＇SWDXP2； p。 8283。
＇656＇SWDXP2； pp。 83。
＇65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5556；中央文献研究室、湖南
省委、湖南电视台：大型电视片《邓小平十章》，第 3 集《破冰》（湖南电视台，2004）。
＇658＇SWDXP2； p。 82。
＇659＇第 3 集《破冰》。
＇660＇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5677。
＇66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57。
＇662＇这遵循了日本、南韩、台湾和东亚各国的社会模式，那些地方的统一高考也起着类似作用。
参见 Ezra F。 Vogel；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 4067； Thomas P。 Rohlen；
Japan's High Scho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Denise Potrzeba Let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 （Cambridge；
Mass。：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663＇SWDXP2； pp。 64。
＇66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9 月 19 日，页 204。
＇665＇他的很多思想在 1977 年 8 月 8 日有关教育和科学的讲话中有阐述，见 SWDXP2； p。
6172。
＇666＇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页 223230。
＇667＇SWDXP2； pp。 101116。
＇66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3 日，页 164165。
＇669＇对中央党校和其他党校的概述，见 David Shambaugh；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6 （December 2008）： 827844。
＇670＇2006 年 8 月对孙长江的采访。另参见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
录》（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页 4961。
＇671＇我在正文中用〃Practi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judging truth〃，但更直接的翻译应是：
〃Experien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
＇672＇2006 年 8 月对孙长江的采访；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Michael Schoenhals；
〃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6 （June 1991）： 243268。
＇673＇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107108；Party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p。；
History of the Chinese munist Party： A Chronology of Events； 19191990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1）； May 11； 1978。
＇674＇Schoenhals； 〃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 252260； 沈宝祥：《真理标
准问题讨论始末》。
＇675＇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122。
＇676＇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1271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
年 7 月 22 日，页 345346。
＇677＇马立诚、凌志军：《交锋》，页 41。
第 7 章
三个转折点： 1978
在日本，推动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转折点是「岩仓使团」。从 1871 年 12 月到 1873 年 9 月，明治政府
的 51 名官员乘坐轮船和火车，考察了 15 个不同的国家。这个考察团由当时已是明治政府最高官员之一的宫廷右大臣
岩仓具视率领，随行官员来自日本政府的所有重要部门：工业、农业、采矿业、金融、文化、教育、军事和治安。岩仓
使团离开日本的时候，日本基本上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日本人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但是，这些官员考察了各国的工
厂、矿山、博物馆、公园、股票交易所、铁路、农场和造船厂，这令他们眼界大开，认识到日本不但要引进新技术，还
要引进新的组织和思维方式，唯此方能改造自身。这次出访，让使团成员意识到日本与先进国家相比的落后程度是如此
之大，也对如何进行变革形成了共识。这些官员没有因所见所闻而沮丧，反而在回国后充满干劲。他们对日本的前景踌
躇满志，并且热衷于向海外派出更多使团进行更细致的考察。
中国派出的官员考察团，没有一个像岩仓使团那样考察了如此长的时间，但是从 1977 年到 1980 年，很多次由
高层官员分别进行的考察访问，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类似的影响。邓小平在 1975 年开创性的五天访法之行为中国
树立了一个先例，当时陪同他的有负责工业、交通、管理和科技的高层干部，他们分别对各自的领域进行考察。邓小平
回国后对出国考察的益处深信不疑，开始鼓励另一些考察团出国。他批评其他干部不明白中国有多么落后，并坚信走出
国门能打开他们的眼界。华国锋曾率团出访过东欧，回国之后也成了派团去现代国家考察的支持者。
过去几百年里，中国人也曾去过西方，并为中国带回了新思想。例如，19 世纪的翻译家王韬从伦敦回国后，曾
着文大力推崇中国可以从西方现代化中学到的东西。 ＇71＇相比之下，1970 年代末的特点在于，身居要职的干部们一起出
国考察，并且在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坚定支持下，他们得以大规模地采用所学到的东西。
邓小平访法归国和毛泽东去世之后，将出国愿望压抑已久的干部们终于有了新的机会。多年来一直告诫群众资本
主义如何悲惨的官员们，开始争先恐后地亲自去看看资本主义国家。已退休的老干部也争相走出国门，把这当作对他们
多年献身于共产主义和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补偿。在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出国考察的安排工作已经花费了
几个月的时间，到 1978 年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很多高级干部第一次有了出国考察的机会。这一年里有 13 名副总理
一级的干部出访约 20 次，共访问了 50 个国家。 ＇72＇数百名部长、省长、第一书记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国考察的行列。
同日本的岩仓使团一样，他们回国之后也对所见所闻异常兴奋，对国家的前景踌躇满志，并且打算派更多的考察团进行
细致的考察。
邓小平在 1978 年底总结出国考察的作用时高兴地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
己多么落后。」 ＇73＇在他看来，这种对落后的认识是使改革获得支持的关键因素。因此，1978 年 12 月 2 日，他告诉那
些为他起草启动改革开放政策讲稿的人：「基本的要点是，必须承认自己落后，我们的很多做法都不对头，需要加以改
变。 ＇74＇出国考察使很多高层干部更加相信邓小平的看法是正确的：中国必须改弦易辙。
1978 年中国所派出的最高级别的代表团，是当年春天组织的四个考察团，他们分别去了香港、东欧、日本和西
欧。从 1978 年 3 月 9 日到 4 月 6 日，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乔石和于光远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
和罗马尼亚。 ＇75＇他们考察了工厂、农庄和科技部门，回国后就中国可以采用的做法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76＇但更加重
要的是，这次访问之后，中国领导人不再把南斯拉夫称为「修正主义」枣这是毛泽东批判脱离正确道路的社会主义国
家时使用的骂名。中共领导也同南斯拉夫共产党恢复了关系。 ＇77＇这些变化扩大了中国能够考虑的改革范围；现在可以借
鉴东欧的改革经验，不会再被指责为思想不纯了。
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的干部于 1978 年 4 月至 5 月访问香港，评估了它在金融、工业和管理方式领域帮助中国发
展的潜力。这些干部探讨了在临近香港边境的广东宝安县建立出口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