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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桥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邓小平仍然担任总参谋长，叶剑英保留了对军委的领导权。大多数中央军委常委都是能
与邓小平和叶剑英合作共事的有经验的军队干部：聂荣臻、粟裕、陈锡联和梁必业。
邓小平及其盟友有效控制着激进派。在军委扩大会上，级别最高的激进派王洪文和张春桥都没有公开发言。「四
人帮」试图控制人事任命权，把他们以后可以用来打击对手的人事档案搞到手，但是没有得逞。张春桥仍担任总政治部
主任，因此控制着宣传，但他完全不掌握人事任命权。邓小平和叶帅在军队中得到的支持要大大高于张春桥，由他们决
定工作日程，并且在下级的任命中起着主导作用。＇327＇
邓小平也恢复了部队的培训计划。1966 年之前的 101 所军事院校，在文革中大多数都被关闭。有些院校破败不
堪，无法重新开学。但是也有一些院校虽然不再教学，但教员仍住在校园里。还能教学的有经验的教员又被请了出来，
让他们修订教材，重登讲台。
与学校相比，大多数高级军事技术研究所在文革中受到了保护（甚至一些民用研究所也被置于国防科委的保护之
下）。但是，由于既没有大学的支持和新毕业生的输入，又缺少民用研究机构提供的相关支持和与国外的技术交流，中
国的军事技术已远远落后于它的潜在敌人。研究机构需要重整旗鼓，叶帅在 1975 年劝说已退休的张爱萍重新出马帮助
他工作，在组织军事科研方面，张爱萍是最有经验的高级军官之一。
两个研究和开发机构闹派性十分严重，因此需要给予特别关注：一个是主要从事核武器开发的二机部，另一个是
研究弹道导弹的七机部。在 1974 年，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三次试验均以失败告终，这使得批评这两个部的领导很容易
得到政治上的拥护，但是对激进派的支持并没有消失。＇328＇「四人帮」的追随者在其中一个部下面的一个工厂中仍很活
跃，他们贴出了声讨张爱萍只抓生产的大字报。
5 月 19 日，邓小平在访法回国后的次日参加了负责军工技术的领导干部聂荣臻（他也是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
时的同志之一）在七机部召开的会议。邓小平的讲话十分强硬，他说，政府不能再容忍派性，领导人必须在 6 月 30 日
以前消除一切派性，7 月 1 日之后大家要合作共事，不然就对他们不客气：坚决调开。
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意后，邓小平和叶帅监督着这两个问题严重的部门进行整顿，仍然闹派性的人被开除，
建立了组织科研工作的新领导班子。＇329＇ 从 1975 年第四季度到 1976 年，作为裁军工作的一部分，编制表中正式取消
了 46。4 万个岗位。当然，有些人想方设法留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但叶帅和邓小平已经尽其所能落实了他们的裁军计划，
新的领导班子也已选出，待时机到来便能在他们的部门和队伍中应用现代科技。＇330＇
总之，在 1975 年，邓小平和叶帅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大多数人的支持下，在恢复纪律、裁军、为改进部队的教
育和技术水平铺平道路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进步。
地方整顿的战略：徐州铁路局
为了在地方整顿上取得突破，邓小平采取了抓典型的方式，这既能迅速增加生产，又能鼓励其他单位。他在打游
击的年代就认为，打一些胜算在握的小仗，可以鼓舞部队准备打好大仗。1975 年，很多因为不能完成生产指标而受到
批评的工厂都抱怨它们的物资供应不足。运输是一个明显的瓶颈。假如能在交通运输领域初战告捷，是不是既能增加生
产，又能为其他领域树立成功的先例？
中国在 1970 年代中期还没有现代高速公路系统，货运基本依靠铁路。因此当邓小平致力于改善运输时，便将注
意力集中在了江苏北部的城市徐州，这里是东西铁路大动脉陇海线和南北铁路大动脉津浦线的交汇点。在 1975 年 3 月
之前，徐州铁路局已经有 21 个月没有完成装货和发车指标。自 1967 年 1 月起，那里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几乎从未间
断。
1975 年的形势既糟糕又麻烦。担任徐州铁路分局局长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能搞到武器，顽固抵制外人对他的控
制。自 1966 年以来，顾炳华和造反派就占据着火车站附近的物资局大楼，将其作为他们个人的物资储备和供应仓库。
当公安局前来抓捕一些工人时，顾炳华的同伙强行拘留了公安干警。顾炳华的同伙甚至一度夺取了徐州市党委的办公楼，
把市委干部拘禁起来。＇331＇
毛泽东坚定支持邓小平整顿铁路的工作，部分原因是他本人经历过一次因混乱而造成的延误。1975 年 2 月 3 日
他要乘专列从长沙前往杭州，但保卫干部无法保证专列的安全，使他直到 2 月 8 日才得以成行。＇332＇前造反派头头王洪
文现在也赞成打击造反派。他支持压制徐州，是因为他作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明白上海需要铁路的供应。
毛泽东和王洪文的支持使邓小平能够对徐州采取迅速果断的措施。此时万里已经担任了铁道部部长（参见本书附
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作为他早先采取的步骤之一，邓小平早在 1975 年 1 月上任之前便推荐了素以攻克难
题闻名的万里担任铁道部部长。万里在早年负责领导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内的天安门
广场周边建设项目时就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333＇「万里」这个姓名的意思是「一万里」，所以毛曾开玩笑说，这个人
「真是日行万里啊！」因此，当 1974 年 12 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长沙开会时，他们很快就同意了对万里的任命。
1975 年 1 月万里上任时，邓小平对他说，要「尽快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改变铁路现状。＇334＇他让这位新铁道部
长抓紧准备一份有关徐州问题的报告，在他担任副总理十天后，就听取了万里的汇报。万里说，关键问题是派性，问题
太复杂，解决起来需要半年时间。邓小平说，形势太严重，不能等那么长时间。
几周后的 2 月 6 日，邓小平召集纪登奎和王震听取了万里有关尽快解决徐州问题的方案汇报。在这次会议上，粗
鲁莽撞、对邓小平忠心耿耿的王震将军提出派军队过去。万里说，徐州很多干部担心口头指示可能很快有变，因此他请
求中央发一个书面文件，授权他镇压控制着徐州铁路枢纽的革命造反派。邓小平下令马上起草这样一份文件。
为了响应邓小平发出的制定文件解决铁路难题的号召，29 个省市自治区负责工业和交通运输的书记从 2 月 25
日到 3 月 5 日在北京召开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徐州的问题最严重，必须首先解决。他们希望当年第二季度就能让铁
路货运恢复通畅。＇335＇ 会议结束后，立刻根据会议的讨论出台了中央 9 号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
决定》。＇336＇这份得到毛泽东批准的文件全面分析了当前的问题，概要说明了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这份文件表明，
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北京领导层完全支持万里在徐州的工作。
9 号文件把必要的政治和军事权力集中到了万里和铁道部手中，从而打破了徐州铁路枢纽管辖权重叠的死结。当
时，位于江苏西北角的徐州铁路枢纽靠近山东、安徽和河南边界，管理权涉及所有这四个省的干部，他们分管着从治安
到铁路管理与维护的不同部门。
9 号文件还规定，必须消除派性，铁道部的干部要对发生的任何事故负责。反对这些措施的人（搞派性活动者、
停工者和毁坏财物者）一经发现，要立刻予以惩处。邓小平为了抢占意识形态高地，宣布说，对抗铁道部领导的人枣
就算那些已经加入了激进团体的枣也要被定性为违反组织纪律、搞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此外，破坏铁路财物的
人要一律定为「反革命」，迅速给予严惩。＇337＇
邓小平在省委书记＇338＇会议结束时的讲话简短扼要、切中要害，既表明了他态度坚决，采用的方式又让毛泽东很
难反对，尽管他要限制一些革命造反派。他引用毛语录说，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一旦发生战争，
交通运输的地位十分重要，可是现在它运转不良。有些领导人担心，过于重视经济，会像文革期间那样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