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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全面崩溃后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江泽民能成功地掌舵稳定前行，堪称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1992 年 6 月，被邓小平在 1991 年调到北京的可信的经济领导人朱熔基副总理，兼担任了新组建的经贸办公室
主任，这个部门成了在监管经济工作方面权力最大的机构。＇2372＇ 后来，1993 年 3 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宣布了新的政府
人事任命，李鹏再次当选总理，朱熔基成为第一副总理。李鹏在镇压「六四」示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所以只要有他担
任总理，邓小平便不必担心为「六四」平反的问题。朱熔基在管理经济上成绩卓着，尤其是他既克服了通胀压力，又没
有使经济像 1988 年至 1989 年那样硬着陆。朱熔基在 1997 年中共十五大上成为国务院总理。
邓小平在十四大选定的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成员是胡锦涛，他成为继江泽民之后的接班人。那次大会时他只有
50 岁，比其他成员的平均年龄小 8 岁。胡锦涛努力争取其他老领导对他的继续支持，后来经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通过，
他作为第四代领导人核心担任了两届总书记。这样，邓小平选定的接班人在 1992 年之后就得到了三届党代表大会的认
可。
正如邓小平计划的那样，中共十四大也标志着任期终身制的结束。为老一代革命家表达意见提供正式渠道枣因
此也缓解了他们从一线退下来后的心情枣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被正式解散。不但邓小平，而且包括邓小平的对手陈云在
内的老一代领导人，全都退出了政坛。此后，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所有任命都有任期限制。1992 年当选的另一些担
任重要职务的干部，都是根据邓小平的人事政策枣把在原来的岗位表现突出的人一步步提拔到更高的岗位枣选出来
的。
1992 年当选的政治局委员，都是与邓小平的政策完全步调一致的人。进入政治局的两名政府部长枣外交部长
钱其琛和外贸部长李岚清枣以外交事务和扩大对外开放作为本职工作。在 1992 年以前的政治局委员中，有一名代表
内陆省份的成员，但他在 1992 年落选，新增的五名担任省级职务的政治局成员，都来自在邓小平开放政策下蓬勃发展
的沿海省市：广东的谢非、北京的陈希同、上海的吴邦国、天津的谭绍文和山东的姜春云。仍然留在政治局的北京干部
也都是来自沿海地区：乔石、杨白冰和刘华清，他们曾于邓小平南巡期间在珠海与他一起策划战略。这些资深领导人的
年龄使他们不会忘记大跃进的失败。他们多数在 1960 年代早期就担任重要职务，在文革中受过冲击。1978 年之后他
们成了坚定的改革派，决心贡献他们的余生纠正错误的政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与这些人相比，江泽民手下后来成为第四代领导人的都不是老革命，而是在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建立的体制下成
长起来的好学生。他们出生在战争年代，却是在 1949 年后共产党的领导下接受的教育。他们年龄太小，没有赶上去苏
联或东欧学习的机会；又因年龄太大，错过了去西方留学的年代。他们上学时，西方的法学、经济学和商业管理这些学
科还没有被引入中国，但他们在任职期间通过文件、会议和短训班的形式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他们是既能干又眼界开
阔的技术官僚，大多数人是学工程技术出身，接受现有体制并希望维持它的有效运转。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优点是做
事负责，与同事和下级都能搞好关系，不会挑战上级。他们没有经历过严重危机的考验，也不准备挑战现行体制。他们
只是在邓小平那一代人建立的框架内，务实而勤奋地工作着。
南巡的成果
按照中共十四大和 1993 年 3 月全国人大会议把增长率定为 8％或 9％的政策，更多的地方投资和建设项目得到
了批准。在邓小平 1992 年南巡后的几年里，中国取得了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增长率，其规模也是前无古人的。实际上，
从 1992 年到 1999 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 1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转引自 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73。
天安门悲剧后的 1989 年至 1991 年，外国直接对华投资陷入停滞，平均每年只有 40 亿美元；但是从 1992 年
到 1999 年，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外国制裁的逐渐减弱，每年吸引的外资平均为 350 亿美元。快速增长引发了
又一轮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但朱熔基在 1995 年以软着陆方式控制住了这些压力。
允许一些指定的企业直接与外国公司做生意的决定，使对外贸易突飞猛进。在此之前，从事进出口的企业都要通
过国营外贸公司进行交易，这使它们难以及时把握国外市场的机会。此外国营外贸企业也应付不了外贸的迅速扩张。不
过，渐渐地，先是某些指定的企业被允许直接与外企做生意，然后这类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在改革派实行新政策后，
住房建设也开始腾飞。1995 年以前，住房都是由工作单位或城市的干部分配，这一年之后政府放开了住房市场，国家
雇员得以按补贴价买下自己的房子。由于私人房地产市场的建立和从建房中获利的机会的到来，新住宅的建设速度令人
瞠目结舌。＇2373＇
邓小平的南巡并没有使谨慎的计划派和保守的意识形态宣传家闭口不言，但却使可以接受哪些目标和手段的争论
再次转移了方向；不论有多么勉强，即使最警惕的计划派也开始逐渐接受让市场和外贸发挥更大作用。随着无数中国人
从国内外市场中受益，改革开放成了不可逆转的政策，重新关上 1978 年后打开的大门已经不可能了。
记住邓小平
在 20 世纪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不断革命断送了它的许多英雄。邓小平本人就经历过三起三落，但他在晚
年要比任何一位同侪更幸运，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结局凄惨甚至是悲剧。1976 年「四五」示威之后，毛泽东在生前最后
几个月所面对的现实是，北京的老百姓抛弃了他的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他们更喜欢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周恩来在
去世前知道自己仍然受到毛泽东和他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党的批评。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因得不到适当治疗在
软禁中死去。胡耀邦被无情罢免后，最后两年受到与他共过事的领导人的冷落。赵紫阳在监禁中去世，生前官方对他闭
口不谈，只允许他接待寥寥几个经过选择的客人。华国锋靠边站后受到羞辱。叶帅愉快地退了休，在他所熟悉的家乡安
享晚年，但他对北京的变化已不再感到很舒心。
邓小平知道，他对 1989 年天安门示威运动的处理方式，会被很多人认为是他一生中的巨大污点。无论国内国外，
很多人认为他在 1989 年 6 月过分关心维护社会秩序、同意向街头的无辜百姓开枪是不可饶恕的行为。他们认为他有机
会推动民主事业，却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他没有解决腐败和不平等的这类根本问题。相反，为邓小平辩护的人则赞扬
他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他为维持国家的统一做了不得不做的事。
然而，不管对天安门悲剧的看法如何，很多人钦佩他以 87 岁高龄毅然踏上南行之路以确保中国在加快改革开放
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的步伐的举动。确实，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邓小平看到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仍遵循着他所制订的政
策，而这些政策推动着中国的进步。最后几年他与家人一起度过，并受到党和人民的爱戴。他引导中国完成了从落后、
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一个有国际影响的现代化经济强国的艰难过渡。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
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的生活作出的贡献方面，20 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
够与他相比？20 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对世界史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邓小平曾说，他要让人们记住一个真实的他。他希望人们好好地记住他，但不想让人们像吹捧毛泽东那样为他大
唱赞歌。毛主席自视为功高盖世的皇帝，邓小平则从不自视为「天子」。他只想让人们记住他是一个凡人，是「中国人
民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