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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方已经终身瘫痪后，卓琳哭了三天三夜，邓小平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一枝接一枝地抽烟。＇212＇
邓朴方是孩子中与父亲最亲近的一个。当他在 1971 年 6 月终于获准来到江西父母身边时，由于他自己不能走动，
为了方便他进出，在小楼的一层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他需要躺在硬板床上，为了避免生褥疮，每两个小时要给他翻一
次身。邓小平在邓榕、卓琳和夏伯根的帮助下，负责白天为邓朴方翻身。邓小平还帮他洗澡按摩。后来有一位外国客人
提到文革时，邓小平情绪激动地称之为一场灾难。
毛泽东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领袖，都是个强势人物：他功高盖世，整起好同志来也毫不留情；他精于权谋，任
何人在对他的评价上都很难做到不偏不倚。邓小平的一生与毛泽东难分难解，就更难以做到这一点。他十分崇敬毛泽东
取得的丰功伟业，忠心耿耿地为他工作了将近 40 年。然而毛的政策却重创了这个国家。他不但发动红卫兵把邓小平打
成第二号「走资派」，而且殃及他全家。说他没有被出卖的感觉，那不合人之常情，而他恰是个不免常情的人。他一定
会思考若是有机会回京，他该如何与毛泽东相处。对邓小平来说，问题不仅是毛在世时如何与他共事枣只要毛还活着，
就一直是老大；他还要思考如何尽量扩大毛泽东所能容忍的决策空间。邓小平下放江西时毛泽东已经 75 岁，而且身体
不好，他不可能万寿无疆。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深入思考如何对待毛的声名，在他撒手人寰之后应当采取什么路线。
当 1956 年邓小平在莫斯科看到赫鲁晓夫谴责史太林时，他充分感受到了赫鲁晓夫那种感情用事的抨击给苏共和
曾为史太林工作的人造成的重创。虽然中国的报刊广播对邓小平的批判铺天盖地，把他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但是远
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决心，自己绝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问题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在群众中培养出来的对他的敬畏，
那些被他毁掉一生的人对他的仇恨，以及很多党内干部对他犯下错误的严重程度的认识。邓小平如何才能维持人们对党
的信心，相信党能够提供正确领导，避免伤害那些曾经为毛泽东工作的人，即使他改变了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有充分证据表明，当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已经成竹在胸。中国领导人应当颂扬毛泽
东，继续尊敬他。但是在解释毛泽东思想时，不应把它当作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应看作对时代环境的成功适应，这样理
解毛的思想可以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提供适应新环境的回旋余地。
邓小平去江西时，已能觉察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将发生剧变的曙光。自南北韩战争以来，即使是在邓小平主持「九
评苏共公开信」的 1960 年代前期，中国对西方都一直大门紧闭。然而，由于布列兹尼夫（Leonid Brezhnev）在 1968
年 9 月提出威胁性的理论，主张在共产党国家的根本制度受到威胁时干涉其内政是正当的，加之第二年中国又跟苏联在
乌苏里江打了一仗，所以中国为对抗苏联的威胁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毛泽东在 1969 年曾让四位老帅枣陈毅、聂荣
臻、徐向前和叶剑英枣就如何对付苏联的危险出主意，他们对毛泽东想让他们说什么心知肚明，便回答说，中国应当
主动与西方修好。
邓小平在江西可以看报纸，邓朴方到来后他还可以收听到外国电台的广播。当他在 1970 年获悉中国和加拿大实
现了关系正常化时，立刻便意识到基辛格后来承认的当时美国官员尚未搞清楚的事情：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出席 1970 年的国庆典礼，是中国准备跟美国发展关系的信号。1971 年，仍在江西的邓小平又获悉：北京取
代台湾成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又有 11 个国家正式承认中国，基辛格访问北京是为 1972 年尼克逊总统（Richard
Nixon）的访华作准备。第二年他又获悉日本正式承认了中国。
邓小平知道苏联在 1950 年代的援助对提升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有多大帮助，他自然会思考如何扩大对西方的开放，
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但是他也要深入思考在对外开放时如何应付国内保守力量的反对，如何维持一种强大而具灵活性
的政治结构。
日本是一个因与西方建立密切关系而受益的亚洲国家。邓小平去江西时已经知道，日本人就要走完人均收入以两
位数增长的十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将被进一步抛在后面。西方愿意转让新技术和设备是日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中国应
如何跟美国发展关系，从而也能获得类似的好处？
亚洲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在 1969 年时也已开始起飞，当中不仅有南韩，还有同样以华人为主的地区枣台湾、
香港和新加坡。有些中国人看到中国大大落后于欧洲，怀疑中国的传统不利于现代化。但是，既然文化和族群相同的华
人地区能够实现现代化，为何中国就不能有同样快速的发展？
邓小平在江西时更加坚信，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改革。他的经验使他深知大跃进的失败是多么严重，由
于其他领导人总是阅读有关地方成就的浮夸报告，很难对此作出评价。例如，据邓榕说，当邓朴方 1971 年 6 月来到江
西时，父亲想给他找点儿事做，就问自己的工人同事有没有需要修理的收音机。一个工人回答说，工人的钱根本买不起
收音机。邓榕说，这让父亲很伤心，社会主义已经搞了 20 年，工人家庭仍然连个收音机也买不起。＇213＇
邓小平的另外一些想法来自于孩子们的经历。除了瘫痪的邓朴方，邓小平的四个孩子都被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接
受再教育。邓榕从陕西北部的农村完成劳动回到江西后告诉家人，农村地区仍然没有厕所和猪圈。几个孩子也都向父母
谈到农民不得温饱的处境。他们描述了经济的衰败和由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党组织所受到的破坏。邓小平显然被这些
事情所触动，在听孩子们讲话时一言不发。＇214＇
得到允许前来江西看望邓家的第一批朋友是李井泉的三个孩子，他们在 1972 年春节获准来江西住了五天。邓小
平任西南军区政委时，李井泉在他手下当副政委，1952 年又接替邓小平担任了西南局书记一职。当时李井泉的三个孩
子在江西老家工作。他们告诉邓小平，父亲受到批斗，被罢了官，母亲被逼自尽。总是希望了解真相的邓小平很关心西
南地区红卫兵斗争的细节，对李家三个孩子之一下放的农村地区的有关描述也很感兴趣。当时他本人几乎什么也没有讲，
只说了一句话，农村需要更多的教育。＇215＇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中国问题的严重性和进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已经不
存在任何幻想。
家人相濡以沫
邓小平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后的几年，五个孩子也不断受到红卫兵的攻击。邓林和邓楠在工作单位挨整，另外几个
孩子则在学校里受迫害。他们只要敢走出家门，红卫兵就有可能认出他们，把他们拦住进行辱骂。一家人在文革以前就
和睦融洽，受迫害后孩子们更是同舟共济有甚于以往，他们坚信父亲的清白，从未有过动摇，坚信一家人要相濡以沫，
共度时艰。邓小平深知孩子们因为受到自己的牵连而受苦。对于家庭以外的干部，邓小平是同志，党的政策高于私人关
系，但是他与妻子卓琳以及他们儿女的关系却不以政策为转移。他们之间忠心耿耿，相互关爱，总是以家庭为重。邓小
平从未置任何子女于不顾，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与邓小平断绝关系。对给他家做事的人枣司机、厨师、勤务兵和他的秘
书王瑞林，他也保持着亲密的友情。王瑞林除了 1966 年至 1972 年与邓小平分开的那段日子外，一直担任邓小平的秘
书，从 1952 年他 20 岁起到 1997 年邓小平去世。邓小平视其为邓家的一员而更甚于一名同志。
文革期间，孩子们的麻烦是从 1966 年 10 月 1 日一篇批判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社论开始
的。这篇社论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是针对邓小平的。他的三个女儿立刻断定那些指责全是不实之辞，她们也从未向红
卫兵或其他人提供过可以用作批判父亲的证据的新材料。＇216＇卓琳后来表扬自己的孩子说，即使受到压力，所有的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