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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他对毛泽东有朝一日还会让他回去工作抱有希望。1969 年 4 月，他在离京前不久写了一份检讨，尽管毛泽东依然
坚持邓小平需要接受再教育，但此后他和家人便不再被当作阶级敌人看待。邓小平在离京前一晚与汪东兴的谈话也为他
提供了一线希望：汪东兴告诉他，他和妻子最终还是能回到中南海家中的，他们不在时那所房子会一直空着。所有这一
切肯定给他带来了希望，因为他到达南昌后对自己专案组的当地代表说：「我还会出来工作，我还能为党工作 10 年。」
＇21＇事实上，邓小平回京后，又为党工作了将近 20 年。
在邓小平下放江西之前，周恩来打电话给江西当地干部，指示他们安排邓小平的生活。为了确保安全，不使邓小
平一家人受到造反派的攻击，他们被安排在一个军事驻地，住所在南昌市附近，以便必要时有方便的交通。附近有一家
工厂，使邓小平和卓琳能参加劳动。当地干部选了此前由南昌步兵学校校长居住的一座二层小楼，邓小平一家住二楼，
保卫人员和其他干部住一楼。以当时的标准而论，这房子给一个高干住还算合适：虽然简朴，但宽敞舒适。巧的是这所
房子离著名的南昌起义的发生地只有几英哩，那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枣1927 年 8 月 1 日共产党人（包括周
恩来、朱德、陈毅、刘伯承、贺龙以及其他很多后来的领导人）就在那里展开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次武装反抗。
在江西安家之后，邓小平和卓琳每天六点半起床。战争年代邓小平每天做的头一件事是往头上浇一桶冷水，在江
西时他用一块浸了冷水的小毛巾洗脸洗头，他认为这可以增强御寒能力。然后他跟卓琳一起，在别人的监督下读一个小
时毛主席着作，这是他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邓小平不与当地干部谈政治，只有在听他们上毛泽东思想教育课时除外。
吃过早饭后，邓小平和卓琳步行前往县拖拉机修造厂，在那里干一上午的活。分配给邓小平的工作是对体力要求
较轻的钳工，很像 50 年前他在法国工厂干的事情。修造厂离家只有一公里，当地人修了一条安全的专用路从他家通往
工厂，使邓小平夫妇每天步行上下班时不会遇到外人。 ＇22＇工厂职工们都知道邓小平的身分，但邓小平告诉他们叫他「老
邓」就行，这是中国人对年长同事的常见称呼。邓小平干活时，除了眼前的工作和他在当地的生活外，不跟工人谈论任
何别的事情。
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在家里为他们做饭和料理家务。午饭后，邓小平夫妻小睡片刻，然后阅读他们带来的书，有
中国历史典籍、《红楼梦》和《水浒传》之类的小说，还有翻译的俄国和法国文学作品。当时还没有电视，但是他们可
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他们晚十点上床，邓小平还要读一个小时的书，然后睡觉。孩子们的陆续到来，为他
们带来了一些外界的消息。邓朴方在 1971 年夏天来后修好了一台收音机，使他们能够听到短波电台。
除了在工厂劳动，邓小平和卓琳也在自己的菜园里干活。邓小平也在家里帮着擦地劈柴。 ＇23＇他们夫妻两人的工资
比过去要少，因此日子过得很节俭。夏伯根养了一些鸡，使他们仍然能够吃上鸡蛋和肉。邓小平减少了吸烟的数量，几
天才抽一包烟。他上午在工厂里不吸烟，只在下午和晚上抽几枝。他也不再喝红酒，只在午饭时喝一杯便宜的当地酒。
＇24＇长女邓林和次女邓楠仍能从工作单位领到一点工资，她们到来后便和没有工作的兄弟姊妹一起分享这点钱。
文革对国家、对邓小平本人和家庭的影响让他感到痛心。但是，据在江西最后两年的大多数时间跟父母住在一起
的邓榕说：「他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情绪消沉，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后的一线希望。」 ＇25＇在这一点上邓不像他的一些老同
事，譬如 1949 年至 1958 年任上海市长、1958 年至 1972 年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陈毅是邓小平在法国时的老友、
淮海战役的同事，他被迫下放河南后变得意志消沉，情绪低落。＇26＇
曾当过周恩来助手的李慎之，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干部时是随同邓小平访美的顾问之一，据他说，毛泽东没
有意识到邓小平在江西期间发生了多大变化。 ＇27＇邓小平回京后，仍要做一些在毛泽东手下不得不做的事，但是他坚信中
国需要更深层的变革，他对中国应当向何处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反思的岁月
不论毛泽东对身在江西的邓小平有何打算，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机会，使他得以摆脱北京严酷的政治乱局枣
那里，受到怀疑的人还在处心积虑地招架随时可能不期而至的致命迫害。就像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和林肯（Abraham Lincoln）这些经历过大权旁落和东山再起的国家领袖一样，邓小平发现，
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岁月使他能够对国家的重大和长远目标形成清晰的认识。倘若邓小平没有对中国需要进行的
改革的性质以及如何加以落实作过长期思考，很难想像他在 1977 年以后能够采取那些熟练而有力的措施。毛泽东曾经
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锁隔绝的时间思考中共夺取政权后全国的整体战略，邓小平也利用了他在江西的时光，思考着他
所要进行的改革的大方向。不过，毛在延安时每天都与他的同志和助手讨论，在他们的帮助下着书立说，邓小平在江西
时却只能独自一人思考，他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
下放江西使邓小平能够很快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虽然他不轻易流露感情，但据女儿邓榕说，父亲其实是个有
感情的人。她说，父亲在北京挨批的三年里身体消瘦，面容憔悴，到了江西后体重又开始增加，恢复了健康。他服用安
眠药已经多年，文革期间更是增加了用量。但是 1970 年 1 月 1 日，即来到江西还不到两个月，他睡觉时就完全不必服
用安眠药了。 ＇28＇邓榕说，父亲每天步行大约 5；000 步，围着小楼转 40 圈。用她的话说，邓小平「一圈一圈地走着，
走得很快，？？一边走着，一边思索，？？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29＇他将在北京重新担当重
要角色的前景，使他的思考有了目标感。邓小平从来不跟妻子儿女谈论高层的事，但是妻子和女儿邓榕整天跟他生活在
一起，又了解北京的政坛，所以能够觉察到他的心情与关切。＇210＇据邓榕说，他们知道父亲散步时在思考着自己的前途
和中国的未来，以及回京之后要做些什么。＇211＇
邓小平无法预见什么时候能回北京、回京后毛泽东会让他干些什么，也无法预见那时候国家将面对怎样的具体形
势。他可以思考如何让毛泽东批准他回去工作，也可以回顾自己与同事经历过的那些大起大落的生死斗争。但是，他还
可以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枣党如何对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的历史遗产？如何既让毛的接班人改变路线，同时又能
维持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基于他在中共领导层的广泛个人交往，他可以评估不同领导人可能发挥的作用。他还可以
思考如何实现由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为此他和自己最亲密的同事已经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灾难性的文革之后恢复秩序。邓朴方是邓小平五个子女中最后一个获准来江西的。1968 年，
邓朴方不堪红卫兵无休止的迫害而跳楼自尽，结果摔断了脊椎。由于父亲正在受批判，医院最初不敢给他治疗，结果导
致病情恶化。后来他获准转到北京第三人民医院，医生发现他脊骨断裂，胸骨多处骨折，而且发着高烧。邓朴方在医院
里昏迷了三天。医生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没有做手术来避免严重瘫痪，这使他的腰部以下失去知觉，丧失了控制大小便
的功能。他后来被转到北京大学附属医院，但院方仍没有给他动手术改善病情。邓朴方的妹妹邓榕和邓楠搬到医院附近
轮流看护他。1969 年夏天邓榕获准去看望仍住在北京的父母时，把邓朴方的遭遇告诉了他们。据邓榕说，知道儿子邓
朴方已经终身瘫痪后，卓琳哭了三天三夜，邓小平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一枝接一枝地抽烟。＇212＇
邓朴方是孩子中与父亲最亲近的一个。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