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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陈云尖锐地批评赵紫阳说：绝对不能搞财政赤字，货币流通量已经太大；此外，应当一直保持经济的均衡发展，不然
就会引起混乱。＇1656＇ 这些警告听上去十分严厉，但与 1983 年陈云批评胡耀邦不同，它不是在公开的大会上作出的。此
后经济决策权转交给了李鹏，他在 1987 年 11 月被任命为代总理，1988 年 3 月成为总理。赵紫阳是个主张搞市场化
的坚定的改革派，李鹏却要贯彻陈云的紧缩政策，不消说，两人的关系不会顺畅。
赵紫阳虽然承认了错误，但他还没有作好彻底丢卒保帅（邓小平）的准备。他没有明确公开地宣布放开物价的决
定是由他作出的。据知情的中共官员说，尽管邓小平此后继续支持赵紫阳担任总书记，但两人的关系有所紧张，因为高
层官员和群众都认为邓小平要对物价失控负责。
在 8 月份的民众恐慌及邓和赵的权力被削弱后，谨慎的计划派很快重新掌握了对经济政策的控制权。国务院于
1988 年 9 月 24 日颁布文件，宣布今后两年的工作重点是「改善经济环境」。熟悉陈云在 1979 至 1981 年的经济调
整政策的人，都不会对 1988 年谨慎的平衡派掌权后采取的经济政策感到奇怪。1988 年不再进行任何价格调整，企业
和工作单位被告知不得涨价。一直以远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水平支付利息的中国人民银行作出保证，在必要时将存款利率
与通胀挂鈎。各地被要求缩小基建规模。＇1657＇投资受到压缩，物价也被严加管制。银行信贷受到严格控制，暂停向乡镇
企业贷款。朱熔基 1990 年代控制通货膨胀时力求实现软着陆，但陈云在 1988 年底终止通货膨胀的胆略，却并不亚于
邓小平取消物价管制的气魄。不出所料，1988 年底出现了硬着陆。这从随后几年的增长率骤降中即可看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转引自 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69。
1988 年至 1990 年期间在经济管制和政治决策的双重作用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 1988 年的 11％骤降
至 1989 年的 4％，工业增长率从 15％下跌到 5％。1990 年最后一个季度零售价格指数的增幅降至 0。6％。＇1658＇消费
支出停滞不前，失业人数上升，很多城市出现了骚动迹象。计划派仍然致力于减少财政赤字，然而由于税基太窄，预算
赤字实际上不降反升。但是，尽管有这些令人不安的经济指标，在因放开物价而引起强烈反对之后的三年里，邓小平一
直未能在党内争取到足够支持，向陈云的紧缩政策发起挑战。
中苏改革的比较
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最先是由苏联采用的，之后又进入中国，旨在帮助后发展国家追赶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地区。它
使中国能够积累资本，并将资源用于最优先的领域。就像早期苏联的情况一样，这种计划体制使中国得以在 1950 年代
推动重工业的发展。但是到 1970 年代时，中苏两国的经济都远远落后于更开放、更具竞争力的体制。然而，当 1991
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制度崩溃时，中国却能自豪地宣称，它在 1978 年以后取得了平均 10％的年增长率。是什么因素
使中国在 1980 年代的表现远优于苏联和东欧？
中国与苏联相比具备很多优势。它有漫长的海岸线，可以利用比陆路运输更为便宜和方便的海洋运输。过去 200
年来，移居香港、台湾、东南亚和西方的华人及其后代有 2；000 万之众，他们可以作为资本和知识的来源为中国所用。
此外，中国大陆潜在的巨大市场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众多商人，他们愿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帮助，以便今后能够进入这个
有十亿消费者的市场。政治动机也发挥了部分作用：中国在 1978 年实行开放政策后，很多西方国家想使中国进一步疏
远苏联，愿意向中国慷慨提供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国的学生和游客。
地理和种族的同质性也对中国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由于稻田耕作的性质，中国包产到户的政策使农民种地的热
情空前高涨，农业产出大幅提升，这在拥有广阔的旱地、更宜于采用大型拖拉机耕作的苏联是不可实现的。与各种少数
民族超过人口一半的苏联相比，人口中 93％为汉人的中国也更容易达成国家的团结。苏联由于在过去 100 年里不断扩
展到广阔的新区域，新纳入的少数民族一直在积极或消极地抵抗着苏联的统治。与此相比，中国对它目前的大部分疆域
都已经统治长达 2；000 多年，它也没有通过占领反抗其统治的国家来进行过度扩张。
中国的统治者从国家的悠久历史中形成了中国乃是文明中心的信念，而苏联的领导人长久以来一直觉得苏联大大
落后于西欧各国。再者，中国与其邻居——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有某些共同的文化特征，而后者不久
前已成功转型为富裕的现代国家和地区，可以作为中国效仿的榜样。
然而，不论中国有哪些内在的固有优势，邓小平在关键性问题上作出了与苏联领导人截然不同的选择，而邓的选
择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被证明要成功得多。＇1659＇首先，他坚持共产党的权威。苏联的戈巴卓夫希望通过废除苏共的垄断
权力建立一套新的治理体系，而邓小平有一个从未动摇过的信念：当初按苏共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保持作为中
国唯一统治者的地位。在他看来，只有中共能够提供在中国进行稳定统治所需要的忠诚、纪律和信念。邓小平相信，中
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他的这一信念与 20 世纪中国的另外三位主要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
一脉相承。
但是邓小平也务实地面对需要作出的改变。他知道他在 1978 年所继承的中共臃肿而僵化，无法提供现代化所需
要的领导力。他确信党的很多资深干部，尤其是在文革的政治斗争中发迹的人，是不足以领导现代化的无能之辈。他没
有把他们大批清除出党，因为这样做会带来破坏，导致党的分裂，使党不能专心处理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但是他确实
悄悄地把他们赶下了最重要的岗位，将位置留给那些有能力领导现代化的人。邓在为高层领导岗位选拔人才上十分用心，
而且鼓励下级干部也这样做。这些领导班子选定之后，就会给予他们相当大的空间使其进取。
邓小平的做法是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big bang，亦称「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俄罗斯在 1991
年后听从了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以「大爆炸」的方式迅速开放市场。与之相反，邓小平根据世行推荐的专家建议，接
受了突然开放市场将导致混乱的观点。很多把制度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事，他却深谙其中的道理：
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度，并为之配备能够适应当地文化与环境的体制、规章、法律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是一项费时而又
至关重要的工作。中国缺少必要的经验、规章、精明的企业家或私人资本，不可能突然转向市场经济。邓小平知道，19
世纪的日本和后来的其他东亚经济体，都花了几十年时间来建立使其可以追赶西方的制度，他如果突然解散现有的国营
企业，必然引起大范围的失业，这从政治和社会角度都是难以承受的。因此他让陈云等人维持旧体制的运转，提供一个
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允许市场逐步发育，使人们获取经验，让制度适应更加开放的经济。邓小平没有强制推行新的体
制——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或私营企业，而是让地方开展这类试验，然后宣传成功的经验，让其他地方按自身条件加以
采用。
邓小平全部改革战略的支撑点，是他坚定地相信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都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苏联领导人对于
允许外国商人和企业在苏联开工厂十分谨慎，也不敢放手派遣大批苏联学生去海外留学。邓小平知道，外国人和归国留
学生带来的变化有可能使中国面对艰巨的调整问题，但是他坚信，一个国家只有保持开放才能最好地发展。他的一些同
事担心外国人和各种外国做法会把中国搞得晕头转向，但邓相信中共足够强大，能够对事态加以控制。邓大力支持派遣
官员和学生出国，翻译国外的书籍和文献，欢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