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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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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陈云尖锐地批评赵紫阳说:绝对不能搞财政赤字,货币流通量已经太大;此外,应当一直保持经济的均衡发展,不然 
就会引起混乱。'1656'  这些警告听上去十分严厉,但与 1983 年陈云批评胡耀邦不同,它不是在公开的大会上作出的。此 
后经济决策权转交给了李鹏,他在 1987 年 11 月被任命为代总理,1988 年 3 月成为总理。赵紫阳是个主张搞市场化 
的坚定的改革派,李鹏却要贯彻陈云的紧缩政策,不消说,两人的关系不会顺畅。 
赵紫阳虽然承认了错误,但他还没有作好彻底丢卒保帅(邓小平)的准备。他没有明确公开地宣布放开物价的决 
定是由他作出的。据知情的中共官员说,尽管邓小平此后继续支持赵紫阳担任总书记,但两人的关系有所紧张,因为高 
层官员和群众都认为邓小平要对物价失控负责。 
在 8  月份的民众恐慌及邓和赵的权力被削弱后,谨慎的计划派很快重新掌握了对经济政策的控制权。国务院于 
1988 年 9 月 24 日颁布文件,宣布今后两年的工作重点是「改善经济环境」。熟悉陈云在 1979 至 1981 年的经济调 
整政策的人,都不会对 1988 年谨慎的平衡派掌权后采取的经济政策感到奇怪。1988 年不再进行任何价格调整,企业 
和工作单位被告知不得涨价。一直以远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水平支付利息的中国人民银行作出保证,在必要时将存款利率 
与通胀挂鈎。各地被要求缩小基建规模。'1657'投资受到压缩,物价也被严加管制。银行信贷受到严格控制,暂停向乡镇 
企业贷款。朱熔基 1990 年代控制通货膨胀时力求实现软着陆,但陈云在 1988 年底终止通货膨胀的胆略,却并不亚于 
邓小平取消物价管制的气魄。不出所料,1988 年底出现了硬着陆。这从随后几年的增长率骤降中即可看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转引自 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69。 

1988 年至 1990 年期间在经济管制和政治决策的双重作用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 1988 年的 11%骤降 
至 1989 年的 4%,工业增长率从 15%下跌到 5%。1990 年最后一个季度零售价格指数的增幅降至 0。6%。'1658'消费 
支出停滞不前,失业人数上升,很多城市出现了骚动迹象。计划派仍然致力于减少财政赤字,然而由于税基太窄,预算 
赤字实际上不降反升。但是,尽管有这些令人不安的经济指标,在因放开物价而引起强烈反对之后的三年里,邓小平一 
直未能在党内争取到足够支持,向陈云的紧缩政策发起挑战。 
中苏改革的比较 
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最先是由苏联采用的,之后又进入中国,旨在帮助后发展国家追赶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地区。它 
使中国能够积累资本,并将资源用于最优先的领域。就像早期苏联的情况一样,这种计划体制使中国得以在 1950 年代 
推动重工业的发展。但是到 1970 年代时,中苏两国的经济都远远落后于更开放、更具竞争力的体制。然而,当 1991 
 
 
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制度崩溃时,中国却能自豪地宣称,它在 1978 年以后取得了平均 10%的年增长率。是什么因素 
使中国在 1980 年代的表现远优于苏联和东欧? 
中国与苏联相比具备很多优势。它有漫长的海岸线,可以利用比陆路运输更为便宜和方便的海洋运输。过去 200 
年来,移居香港、台湾、东南亚和西方的华人及其后代有 2;000 万之众,他们可以作为资本和知识的来源为中国所用。 
此外,中国大陆潜在的巨大市场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众多商人,他们愿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帮助,以便今后能够进入这个 
有十亿消费者的市场。政治动机也发挥了部分作用:中国在 1978 年实行开放政策后,很多西方国家想使中国进一步疏 
远苏联,愿意向中国慷慨提供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国的学生和游客。 
地理和种族的同质性也对中国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由于稻田耕作的性质,中国包产到户的政策使农民种地的热 
情空前高涨,农业产出大幅提升,这在拥有广阔的旱地、更宜于采用大型拖拉机耕作的苏联是不可实现的。与各种少数 
民族超过人口一半的苏联相比,人口中 93%为汉人的中国也更容易达成国家的团结。苏联由于在过去 100 年里不断扩 
展到广阔的新区域,新纳入的少数民族一直在积极或消极地抵抗着苏联的统治。与此相比,中国对它目前的大部分疆域 
都已经统治长达 2;000 多年,它也没有通过占领反抗其统治的国家来进行过度扩张。 
中国的统治者从国家的悠久历史中形成了中国乃是文明中心的信念,而苏联的领导人长久以来一直觉得苏联大大 
落后于西欧各国。再者,中国与其邻居——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有某些共同的文化特征,而后者不久 
前已成功转型为富裕的现代国家和地区,可以作为中国效仿的榜样。 
然而,不论中国有哪些内在的固有优势,邓小平在关键性问题上作出了与苏联领导人截然不同的选择,而邓的选 
择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被证明要成功得多。'1659'首先,他坚持共产党的权威。苏联的戈巴卓夫希望通过废除苏共的垄断 
权力建立一套新的治理体系,而邓小平有一个从未动摇过的信念:当初按苏共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保持作为中 
国唯一统治者的地位。在他看来,只有中共能够提供在中国进行稳定统治所需要的忠诚、纪律和信念。邓小平相信,中 
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他的这一信念与 20 世纪中国的另外三位主要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 
一脉相承。 
但是邓小平也务实地面对需要作出的改变。他知道他在 1978 年所继承的中共臃肿而僵化,无法提供现代化所需 
要的领导力。他确信党的很多资深干部,尤其是在文革的政治斗争中发迹的人,是不足以领导现代化的无能之辈。他没 
有把他们大批清除出党,因为这样做会带来破坏,导致党的分裂,使党不能专心处理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但是他确实 
悄悄地把他们赶下了最重要的岗位,将位置留给那些有能力领导现代化的人。邓在为高层领导岗位选拔人才上十分用心, 
而且鼓励下级干部也这样做。这些领导班子选定之后,就会给予他们相当大的空间使其进取。 
邓小平的做法是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big  bang,亦称「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俄罗斯在  1991 
年后听从了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以「大爆炸」的方式迅速开放市场。与之相反,邓小平根据世行推荐的专家建议,接 
受了突然开放市场将导致混乱的观点。很多把制度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事,他却深谙其中的道理: 
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度,并为之配备能够适应当地文化与环境的体制、规章、法律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是一项费时而又 
至关重要的工作。中国缺少必要的经验、规章、精明的企业家或私人资本,不可能突然转向市场经济。邓小平知道,19 
世纪的日本和后来的其他东亚经济体,都花了几十年时间来建立使其可以追赶西方的制度,他如果突然解散现有的国营 
企业,必然引起大范围的失业,这从政治和社会角度都是难以承受的。因此他让陈云等人维持旧体制的运转,提供一个 
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允许市场逐步发育,使人们获取经验,让制度适应更加开放的经济。邓小平没有强制推行新的体 
制——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或私营企业,而是让地方开展这类试验,然后宣传成功的经验,让其他地方按自身条件加以 
采用。 
邓小平全部改革战略的支撑点,是他坚定地相信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都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苏联领导人对于 
允许外国商人和企业在苏联开工厂十分谨慎,也不敢放手派遣大批苏联学生去海外留学。邓小平知道,外国人和归国留 
学生带来的变化有可能使中国面对艰巨的调整问题,但是他坚信,一个国家只有保持开放才能最好地发展。他的一些同 
事担心外国人和各种外国做法会把中国搞得晕头转向,但邓相信中共足够强大,能够对事态加以控制。邓大力支持派遣 
官员和学生出国,翻译国外的书籍和文献,欢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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