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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刚到广东时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他到任之前仍处在政治乌云之下，因而上任之初沿袭了当时搞阶级斗争的
官方政治路线。在最初与当地干部开会时，他重申了北京的官方路线：逃港者是在走资产阶级路线，应当给予惩罚。一
个大胆的当地干部说，边界这边的广东人夜以继日地干活仍然吃不饱，逃到香港后用不了一年，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
切。习仲勋当即宣布开除这个干部，这人回答说，不必了，他早就不想干了。会后习仲勋又听取了其他人介绍的情况，
他们也向他讲述了邓小平去年 11 月来广东调查时的态度。第二天与另一些干部开会时，习仲勋主动作出检讨，向那个
当地干部道歉并挽留了他，而且发誓要搞好边境这一边的经济。从那时起，习仲勋就成了大力支持广东的人，为改善当
地经济和繁荣出口不知疲倦地争取北京的帮助。＇147＇ 习仲勋原籍陕西，但 1989 年退休后他选择了住在广东。他的儿子
习近平生于 1953 年，在 2007 年当选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成为最有可能在 2013 年接任国家主席一职的人。（对
习仲勋的介绍，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习仲勋在 1978 年 12 月开完三中全会枣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成为头号领导人枣回到广东后，向当地干部通
报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于广东的意义。三十年来广东干部一直受到北京的冷遇，因为对于这个靠近外海、毗邻香港的
地方，北京总是担心它的地方主义、资本主义旧习和安全风险，压制它的工业发展。现在，急于促进出口的北京，终于
愿意为广东干部提供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发展地方工业。
1979 年 1 月 6 日，即三中全会刚过两周，北京就为习仲勋开了绿灯，让他准备一个广东接受外资的方案交北京
正式批准。邓小平在 1977 年 11 月的建议中只要求加工出口农产品，而这个方案则是要建立制造业，生产用于出口的
工业产品。习仲勋立刻召开了为期两周的会议，为起草这个方案作准备。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也得到了与广东相同的
地位，不过当时台湾还不允许与大陆开展贸易，因此广东将先一步，让福建稍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出口工业。就在习
仲勋和当地干部准备这个方案时，谷牧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部级单位特区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广东和北京的工作。谷牧
担任这个新职务后数次前往广东，协助习仲勋等地方干部为广东得到的特殊地位作准备。谷牧熟知外贸和基建，他在北
京的声望，他对改革开放的信念，以及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成了一个很得力的中间人。＇148＇
1979 年 1 月 31 日，即三中全会刚过一个月，李先念批准了香港招商局局长袁庚提出的外资第一案。为满足香
港繁荣的建筑业对废旧金属的需要，袁庚打算拆解不再运营的旧船，把拆下来的金属卖给香港建筑商。他想为这个项目
找一个地点已有多年，无奈香港人多地少，于是他建议将地址选在宝安县中位于深圳最西边的蛇口。
袁庚的方案是为广东创新释放出的一个完美的探测气球。拆旧船无须建设新工厂，可以立刻上马。更重要的是，
袁庚的公司名义上是「外企」，但他本人早年就加入中共，在广东和北京都有很深的资历。他是宝安县（其中的一部分
后来成为深圳）人，国共内战时在当地的共产党游击队里打过游击。1949 年后他任职于北京的中联部，后又去交通部
主持国际联络工作。香港招商局原为清末朝廷成立的公司，后被共产党接管，隶属于交通部，在香港有独立的分公司，
袁庚担任负责人。
李先念所批准的袁庚方案就是由交通部报给李先念的。交通部部长曾生也是宝安县人，抗战期间就是袁庚在游击
队里的上级，后又在交通部担任他的上司。袁庚本想在深圳西南部的蛇口要一块小地方，李先念却给了他一块大得多的
地皮，这使袁庚的生意可以不限于拆旧船。蛇口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允许外国直接投资的地方，也是中国第一个允许境
外人士对位于内地的公司进行决策的地区。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安全的「外资」方式，但仍然是一个突破，
它为其他外国公司在大陆获准成立企业敞开了大门。国家的计划干部中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他们担心给广东这么多自由
会干扰国家的整体计划，不过广东干部的观点还是占了上风：不给予更多的自由，他们无法吸引外国公司来建厂。
1979 年 4 月初习仲勋在北京的中央的工作会议上说，广东和其他省份一样，缺少足够的自主权有效开展工作。
他大胆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几年之内就能起飞，但在现在这种处境下，什么改变都难实现。另一些高层
干部十分清楚中国的经济计划过于集权。华国锋像邓小平一样赞成给广东更多自主权以发展出口，他向习仲勋保证，会
给予广东吸引外资必不可少的自主权。＇149＇
习仲勋和广东的领导班子于 1979 年 4 月 17 日带着方案草稿赴京，在最后定稿前与邓小平等人作了进一步讨论。
习仲勋及其同事根据谷牧的建议提出，允许广东全省实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够采取灵活措施，吸引生产出口商品所必需
的外资、技术和管理方式。国家为工厂提供必要的土地、运输设备、电力和劳动力，提供外国人所需的饭店、餐厅、住
房和其他设施。北京中央政府支持广东和福建两省，除了一般工作外，集中精力抓好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
深圳，与澳门接壤的珠海和广东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汕头）和福建的一个经济特区（厦门）。
邓小平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延安时期对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开
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410＇邓小平这番话，是在直截了当地
答覆广东一行人在北京提出的请求：如果不给钱，给权，我们自己筹钱如何？＇1411＇
在跟习仲勋谈话时，邓小平同意，要让广东和福建享有灵活性，以便吸引和利用祖籍广东福建的海外华人的资金。
广东的方案于 1979 年 7 月 15 日得到批准，成为中央第 50 号文件，它同意给予广东和福建吸引外资的「特殊政策和
灵活措施」。＇1412＇ 按邓小平的建议，这些地区称为「特区」。＇1413＇ 四个特区于 1979 年 8 月 26 日正式成立。考虑到国
家计划的复杂性和计划干部的抵制，如果不是有邓小平、华国锋、谷牧、习仲勋等人的决心，很难想像这一系列安排能
够在三中全会后仅仅七个月内即告完成。
邓小平的试验及其反对者
二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搜集八十多个国家所建立的出口加工区的有关资料。这些国家设立的加工区旨在绕开繁琐的
进出口规章，输入生产所需要的原料，用当地廉价劳动力生产产品后再将其出口，不必经过一般的正规进出口程式。在
中国，直到 1978 年，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努力一直得不到必要的政治支持。从 1979 开始，广东毗邻香港的地区实际上
变成了加工区。
但是，邓小平不仅把广东和福建的特区看成出口加工区，他还有更大的考虑。他要建设的是工业、商业、农业、
畜牧业、房地产和旅游业完备的综合性大都市。＇1414＇这些特区可以对各种办事方式进行灵活的试验。现代管理制度不但
能改善中国的企业，而且可以为党政机关所用，使之变得更有效率。1980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第 41
号文件说，四个特区将「实行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政策。经济特区将主要受市场调节」。＇1415＇
邓小平得不到在全国范围搞这种试验的支持，但对于保守派来说，反对这种试验更不容易。这是因为在一地进行
试验、成功之后再加以推广的思想，早就是中共惯有的智慧。＇1416＇例如，在四川、江苏、浙江就尝试过工业管理方面的
改革。但是邓小平允许在广东和福建的外国企业使用自己的人工和管理制度，这种试验远远超出了其他地方的尝试。蛇
口进行的投票选举试验，大大早于其他地方的村民选举。广东比任何地方更合适做实验室。邓小平鼓励经济特区进行市
场、工业、建筑业、劳动力、金融和外汇方面的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