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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自然、较近情、较亲切的文风。我是赞成诚恳而反对严肃的。主张严肃之人，大概在家做父亲，也不肯和儿子说两句笑话。在诚恳、亲切、自然、近情的文风中，幽默必不期然而至，犹如改训话为谈心，幽默也必不期然而至。中国文章向来是训话式的，非谈心式的，所以其虚伪定然与要人训话相同。所以若谓提倡幽默有什么意义，倒不是叫文人个个学写几篇幽默文，而是叫文人在普通行文中化板重为轻松，变铺张为亲切，使中国散文从此较近情，较诚实而已。
提倡性灵，纯然是文学创作心理上及技巧上问题，除非有人在文学创作理论上，敢言作家桎梏性灵，专学格套，或摹仿古人，抄袭依傍，便可为文，本来不会引起什么争辩。我们今日白话已得文体之解放，却未挖到近代散文之泉源，所以看来虽是那末的新，想后仍是那末的旧。西方近代文学，无疑的以言志抒情程度之增加为特色，与古典文学区别。所谓近代散文泉源即在作者之思感比较得尽量而无顾忌的发挥出来。再推而广之，不论时代古今，凡著作中个人思感主张偏见愈发挥的，愈与近代散文接近，个人思感愈贫乏的，愈不成文学。即以此可为古今文学之衡量。所以孔子到黄河平常一个感慨“美哉水！……丘之不济此也命夫！”比“再斯可矣”较有文学价值，而“再斯可矣”又比“为政以德”较有文学价值，因为三思常人所赞成，孔子独反对之，到底是孔子比较有个人之思感。我们此后重评中国古人写作，也只好以此为标准。
总而言之，今日散文形体解放而精神拘束，名词改易而暗中仍在摹仿，去国外之精神自由尚远。性灵二字虽是旧词，却能指出此解放之路，故以着重性灵为一切文学解放基本之论。有人反对这种解放，那是道统未除，流毒未尽。性灵也好，幽默也好，都是叫人在举笔行文之际较近情而已。两者在西洋文学，都是老生常谈，极寻常道理。今日提倡之难，三十年后人见之，当引为奇谈。但是我仍相信此为中国散文演化必经之路。
㈡思想——中国今日举国若狂，或守株狂，或激烈狂，或夸大狂，或忧郁狂，看来看去都不像大国风度，早失了心气和平事理通达的中国文化精神。更可虑的，是失了自信力。这都不是好现象，但也都因国事日非，人心危急所致，又因新旧交汇，青黄不接所致。总而言之，乱世之音而已。思想我想是不健全的，整个而论，思想之健全，总不至如此乱嚷乱喊，稍有自信，也不至如此。拿这种态度来对付非常局面，如何了得。于此不能不提出这思想通达心气和平的老话来说。孟子言智仁勇三者为天下之达德，能达斯能勇。对付非常时期，诚然非坚毅不可，但坚毅既非暴虎冯河之勇，尤不是隔河观人暴虎，唱唱两声“坚毅”完事。勇字必由智字得来，古代儒家之勇毅，莫非由理明心通，而能遇事泰然。中国人必由历史之回顾，对自己文化精神所在，有深切的认识，然后对中国之将来始有自信。由自信始有勇毅乐观。号为“革命”、“前进”之徒，惴惴岌岌，怕人家说他落伍，一味抹杀中国旧文学，否认中国祖宗，我认为只是弱者之装腔；而军阀贪官开口仁义，闭口道德，一味复古，也只是黠者之丑态。在这种各走极端，无理的急进与无理的复古，都已各暴露中国文化精神理明心通态度之遗失。无论维新与复古，这样的国是不能存在的。中国文化精神别的不讲，宽大是有的。以前林琴南、辜鸿铭、胡适之、陈独秀同在北大讲学，因此今人叹北京大学之伟大，便只是这个宽大自由道理。中国古代称颂政治之清明，也是常说“政简刑轻”，使人人得安居乐业，也便是自由宽大之意。大国风度是如此的。中国要大家活下去，还得来这种宽大的精神。硁硁小人就是小人不宽大之意。无论哪一党派要负起救国责任，当留此宽大二字，否则一时炙手可热，日久必无成就。
关于思想，更有一端为我所最愁虑者，就是统制思想。不要以为德国俄国实行统制思想的愚民政策，我们便应该赶时髦也来统制思想。统制思想之祸莫甚于八股，而依我的定义，凡统制思想都可名之为八股。八股驱天下士人而置之笼中，流毒千余年（包括一切科学），吾人痛恨之，故打倒之。今幸生于千余年之后，闻得思想自由解放真道之后，复欲以新八股自茧茧人，真可谓见道不明信道不笃了。统制思想政策行后，其效果亦必同于旧八股，一国思想由清一色而刻板，由刻板而沉寂，由沉寂而死亡。在这普遍的沉寂中，自有读书干禄之徒，为讨政治饭碗，受你笼络，亦自有一二宁舍富贵不肯干禄之书生终笼络不来也。
我爱美国的什么
我们应该把这些一次写下来，这一来，我们一个外国作者提出的一切问题，都会有预备好的回答了。
这一切的爱和憎也许都是错的。说不定住得久一点，我们的见解便会改变了，或甚至爱起我们以前所恨的，而本来喜爱的都要憎恶了。那些新接触到一些东西时的兴奋，那些第一次的印象，感觉迷乱，以及新奇的惊异，要把它们再获得是不可能的。我不须心理学家把习性律告诉我——说人类的心性一旦习惯了后，善于忽视不合谐的东西，而终于一切东西都认为合理的，因为已经习惯了。
同样的，我并不要证实我的爱和憎，私人的爱和憎，都是一切你无须举出理由的东西。它们不过是私人的爱和憎罢了。我喜爱某些东西，因为我喜爱它们。如果有人问起我为什么喜欢它，我的回答是：“正因为我喜欢它。”
好，那么，我爱美国的什么，我憎的又是什么？（我仅仅要实行一下美国人的言论自由这一原则。）
在纽约，我最爱的是中央公园中的花岗石，它们那种峥嵘的韵调，跟崇山峻岩上所见的同样美丽；其次便是那些毛色光泽的栗鼠，第三，便是那些对于那些小栗鼠感到同样的兴趣的男男女女。我以为，像我那样对石头感到兴趣的人，一个也不会有——那些沉默的，永不变易的石头啊。
我喜欢吃热狗（Hot Dog），可是我总是不喜欢跟我一起吃它的那一种人。我很喜欢喝一杯番茄汁，可是最恨在那周围是一瓶瓶的消化药水，一包包的清肠片，一盒盒的阿司匹灵，以及堆得山一样高的沐浴肥皂、海绵、电烘面包器、牙刷、牙膏、不脱色的唇膏和剃须毛刷的地方喝它。我喜欢在鲁易与阿蒙餐室的地下室里吃生芹菜和蜜露西瓜，或是在奈狄克饭店的露天食摊上吃一顿，随便一样都可以。可是如果我有法子的话，决不要吃那些汽水店里的午餐。在那里，坐在那些会旋转的圆凳上，我既不能像一个美食家那样以一种宗教的热诚去对付他的食物，又不能像一个高高兴兴自由自在的流浪者那样，可是只是一个忙碌的纽约人，在宇宙间竟没有充足的空间，把一条手帕舒舒服服抽出来。如果我要伸欠一下（正如每一个人饱餐一顿之后，总要这样），我一定会仰翻跌倒。
关于无线电的一切东西，除了它的节目之外，我都喜欢。我一方面对于那种把优美音乐和艺术的享受带到家里来，那种空前未有的机会感到惊奇，同时对于优美音乐和艺术的享受感觉空前未有的难得。我对于那些神秘的电线，线圈、开关和真空管，以及那利用电线线圈和种种仪器从空气中把音乐收来的机匠感到无限地佩服；可是我对于那些神秘的电线，线圈，和真空管收到的音乐，却感到极度的轻蔑。美国人有的是恶劣的音乐，可是却有很好的收听音乐的东西。
我对于那种使欧洲丰富的音乐完全停止活动，惭愧地隐匿起来那种成功感到极度惊异。同样的，我对于大减价的广告感到欣悦，这是无线电节目中最好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一部分才是老实的。
我爱那甜美的布本克梨和香喷喷的美国苹果，以及那丰满的响亮的美国人声调，和一切富于活力，丰满而健全的东西。我恨那稀薄的蛤蜊汤和那种柔弱的曲调，以及那些壮健的美国大学生哼出那种硬装出温柔多情的声调，总是把“你”和“您”两个字押韵。还有一切感染的，模仿的，制成的和定制的东西。
我喜爱那壮丽的美国菊花，正如中国的那样令人羡爱，我又爱第五街花店里的许多种类的兰花，可是我最恨许多花球的编扎法，完全缺乏有韵律的生气和别有风韵的对比。
我爱听在公园里不怕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