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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同一个民族里的矛盾，在这个事例中无疑是由文学的传统说明了。困难的一点是：一些事物当接近地观察起来常常不会是简单的。只要想想清教主义（puritanism）的本家，却是那以哈佛大学代表的广大的学术自由的产生地！
我们既然知道要提防把事情太过容易一般化起来，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种族上的特点，观察它们的异同吧。因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歧异到足以使他们成为不和的邻居，同时他们也相同到足以增强他们互相的憎恶。正如美国人跟他们的英国人表亲一样，我们不喜欢看见我们太相似了。可是，那是人生之美呀：在歧异之中发现类同，在相同的东西里发现繁复的分歧。我并不是说日本人在种族上跟我们有关连；日本人的言语甚至不是属于印度支那系统里的。首先，让我指出这两个民族的相同之点吧。在许多显明的文化情况上，日本跟中国是相同的，因为日本本来是中国的一个颇伶俐的生徒呢。一直到现代，据我们所知的日本文化的整个结构，基本是中国的以及从中国输入的。
中国给与日本的东西，包括：陶器，绘画，丝，漆器，印刷，写作，铜币，纸窗，灯笼，爆竹，祝火，佛教禅理，宋代哲学，儒家的君主政体，唐诗，茶艺，试泉水，艺花，亭，以及假山。中国又把她的大部分节日给与日本，例如，正月的十五，七夕，以及重九。至于欣赏萤火一事，是否中国传授给日本，我却不大清楚。
中国确曾指导过日本怎样训练较佳的主妇，养成她们更有礼貌，更加温柔，比较中国女子更为热诚。唯一的一件东西，中国人不能传授，日本人也不能吸收的便是道家哲学那种“无为”思想。日本人身体上并没有道家的血液，我们从教育哲学上知道，要从一个人的身上提出他原本并不具有的东西是办不到的。这一点的结果，便是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最可惊异的歧异。因为，一方面日本人是圆满论者，而中国人却是一个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的民族。这样的歧异的含义是很广的，尤其是在一个工业时代里。
日本人在过去从中国学到的东西，有些做得很好，有些却不成。在他们整个历史里，他们没有产生一个哲学家。可是在许多别的东西上，他们能够跟他们的师长竟争，常常还胜过他们的师长。在艺术的领域里，包括诗歌绘画，莳花，以及房屋装饰，他们本质地获得中国的精神，而且当中国已经忘记了时，他们仍然能够保持着，在许多例子上，并且创造出他们自己的风格和派别。在这东方艺术的领域里（概括地可以说是对于一刹那间的诗意的领略以及对于普通地方和人生的细微事物的美点的领略），日本人也有他们独擅的地方。那种十七字徘句的发展（用以表现或仅仅提示一种情绪，一种情感），便证实了他们的优长。
〖不要拍那苍蝇；它正在搓着它的手和脚呢。〗
或如：
〖一只青蛙跃入一个古老的池塘里的声音。〗
那正如中国的诗歌里所表现出的中国人的情感那样，或者甚至更丰富些。
在幽默故事或随笔的发展上，正如我已经说过，日本人完全无须模仿中国人——例如，在一段旅行随笔里所创造出的一个人物，在这篇东西里，那个无赖汉在一顶轿子的坐垫下拾起一串铜钱，他一声不响便把它收藏在衣袖里，然后大模大样地拿出来替他的朋友们付酒资。
这种幽默在日本人的卡通（Cartoons）里也曾发现，关于这种东西，他们具有八百年丰富而复杂的传统，现在又在他们的著名的木刻中表现出来。在卡通、随笔以及木刻里的情感，仍旧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平常作为的敏捷感觉——两个下棋的人是这样地聚精会神，一个孩子竟能把一些东西放在其中一个的头上，而他却不觉到，或是一个可怜的书塾的教师，无意中给在戏玩中的小学生的皮球打中了他的头颅时，面上那种表情。日本的艺术家最喜欢便是这些东西，在那方面，他们比较中国的艺术家更富于中国气味。
当日本人能够这样优美地了解，感觉，以及表现出我们心中的情感时，我怎能够不对日本人的艺术意识和诗意感到钦佩呢？首先，他们了解简朴之美，那种简朴之美很可以从日本人的居室内见到，等于中国人的“明窗净几”这个理想，而且又可以在他们喜欢把不加油漆的木器的表面揩拭得很洁净这一点见到。
如果要用几个字来表达出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不同之点，我要说日本人缺乏明理精神，缺乏广大的眼光，缺乏和平主义，以及中国人的民主观念。这些特性是连结在一起的。日本人有的是较中国更大的对皇帝和国家的忠心，更严格的纪律，更大的生活下去的决心，以及——这里是一个惊人的结果——更墨守礼法。日本人比较忙碌，可是中国人比较智慧。
我有这样的见解，也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当你要探求深邃和创作力——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工作的最后的试验——日本人在这一方面的成绩却很令人失望。然而，一个民族并不需要深邃和创作力才能生活下去，因为世界上尽有许多人缺乏深邃和创作力，可是却生活得很顺适。我所说的是关于那些文化上的较奢侈的现象。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便是：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日本人了解精巧这一点，一种偏狭的精巧，他们也许要比任何的国家更为了解小型的，细小的，轻的，极小的东西的美点，可是我仍旧要在他们的艺术里找寻一种对神秘的深邃和伟大的感想。据我的一般印象看来，一切都是像他们的木屋那样轻浮而不稳固。
这个“明理的精神”一语——那精神上圆熟之母——究竟能解释上面所举出的异点吗？也许它能够的。日本人的好战精神，日本人的决心，日本人对皇帝的热烈的忠诚，以及日本人的高度的民族主义，便是缺乏明理精神的表现。一个明理的人决不会好战的；一个明理的人决不会坚决的；一个明理的人决不会狂热的。
中国人太明理了，所以不会好战；太明理了，所以不会坚决，太明理了，所以不会赞成任何一种热狂；而且太明理了，所以不会成一个十足完美的人。中国言语中，两方面争执时最动人的一句话便是：“这个有理吗？”承认不合理的一方面便已经是失败了。
例如，这种明理的精神调和了中国人的墨守礼法观念，调和了中国人对女子的态度和对君主政体的态度。一般人假定中国人交际时是很拘礼的，这种假定是极端错误的，所以会这样子，是因为外国人从中国的一些客套的称呼推论出这一些夸张的见解，事实上这种称呼在中国人看来毫无意义，因为它们不过是一些客套罢了。
事实上中国人是我所知的人类中，生活之道最为自由的民族——最自由是因为他们是最能随遇而安。他们讨厌日本人喝茶时那种墨守礼法。日本女子现在仍然在他们的现代女学校里学习怎样合度地鞠躬和低头徐行。现在试试去教中国女子怎样鞠躬吧——简直难以想象！
中国人轻视女子，可是，至少当他们看见日本做丈夫的带歌妓回家，要他们的妻子来款待她们（日本做妻子的总是乐于听从），他们会认为是不合理的。中国的妇女也不像日本的妇女那样，对男子称呼时，用另一种自抑的言语，日本妇女甚至做母亲的对儿子说话时也是这样子。
所以，儒家所主张的女子顺从男子，平民顺从贵族，以及人民顺从皇帝的制度，在日本实行得很严格，可是在中国却从来不会这样。日本人对皇帝的崇敬，在中国人看来只觉得是一种热狂心理，一种热狂心理无疑对于民族力量有功效，可是，它成为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缺乏思想。日本产生一个武士阶级，在中国却不会产生。结果，甚至在中国的君主政体下，精神仍旧本质地是属于民主的。
令人惊异的一件事是：虽然经过了二千年的历史，幕府的变迁是这样频繁，日本却有一个继续不断的皇朝，同时中国已经有过二十多个朝代。甚至在诸侯争雄战乱的时代，例如一三三六——一三九二及一四六七——一五八三这两个时期，日本皇帝的权力已濒于消灭，皇族系统和皇朝的宝座却始终安然无恙。总之，日本的皇帝是一种半神圣的人物，这种特点中国皇帝从来不会有的。中国人太富于明理精神，决不会承认这样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