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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二十九的原因，然而牛津大学始终是世界上最真正的一个学府。
英国的政体本身便是一件矛盾的东西，名义上是君主政体，实际上却是民主政体，可是不知怎的，英国人并不觉得其中有什么冲突，英国人一面对他们的国王表示忠诚，可是跟着便假手他们的国会去规定王室的费用。
所以，英国人就是这样地带了他的洋伞走过去（他并不觉得带洋伞是可羞的），他除了自己的言语之外不肯说他种言语，在非洲森林中还要索取果糕，在非洲沙漠中度圣诞节夜，因为没有圣诞树和梅子布丁，便责怪他们“仆人”，他是这样地自信，这样地相信自己是对的，而且这样地合适。他不是呆若木鸡的时候，他难免要有话可说，有所举动和姿态。一个英国人即使在打喷嚏时，你也能够预料他要有什么举动的。他会拿出手帕——因为他常常带一条手帕的——喃喃埋怨这严寒气候。而且你能够猜得出他的心中正在想着一杯牛肉汁以及回家用热水洗一次脚，这一切准确得有如太阳第二天早晨要从东方出来那样。可是你不能使他恼乱。他那种兴冲冲的样子虽然并不十分可爱，可是却很动人的。实际上，他便是带了那种坦白和高兴去征服这个世界。他能够这样子获得成功，便是他的最佳证据。
在我自己，我便颇为这种兴冲冲的态度所打动，这种正是一个认为任何别的一个国家都是上帝所厌弃的（因为那里的人民不喝牛肉汁，而且在适当的时刻，不能抽出一条不可缺少的手帕）那种人的态度。人们禁不住在看看他那副极度厚脸皮的后面，偷窥一下他灵魂的深处。因为英国人是动人的，正如孤寂是动人的。一个人能够独坐在一个总会的聚会中而显出很舒服的样子，这种样子总是很动人的。
当然，其中一定有点什么的。他的灵魂并不是这样的坏东西，他的兴冲冲态度也不仅是一种装腔作势。我有时觉得英伦银行决不会倒闭的，正因为英国人都这样相信，它不会倒闭只因它不会这样。英伦银行是很合适的，英国的邮局也是这样，制作者人寿保险公司也是这样。整个大不列颠帝国也是这样，一切都很合适，必然地很合适。我相信孔子一定会认为英国是一个适合居留的理想国家。他一定感到欣悦，当他看见伦敦的警察扶着老年妇人走过街道的样子，以及听到孩子们和年轻人对他们的长辈以“Yes，Sir”一语称呼。
中国也是一个极为合适而且极为相信自己的国家。中国人也是一种富于常识而且尊崇常识而蔑视逻辑的民族。中国人最不擅长的一件东西便是科学的推理力，这种推理力在他们的文学里面完全不能见到的。中国人的头脑很活跃，他们也像英国人那样完全凭直觉来达到一个真理，可是比较英国人更敏捷些。中国人的心性惯于紧紧把握着生活的要素，而把不重要的舍弃了。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的心性具有常识和生活的智慧，它具有幽默感，它能够安然问心无愧面对着逻辑的矛盾。
那种智慧和幽默，现在大都丧失了，那种我们古代生活的优良意识现在已经凋谢了。现代的中国人是一种放纵的、乖张的、神经衰弱的个人，由于中国民族生活在过去这一世纪的不幸，以及要使自己跟新的生活适应的耻辱，因而丧失了自信心，以致失去了他的气质。
可是古代的中国是具有常识的，而且有着丰富的常识。中国最典型的思想家是孔子，英国最典型的思想家是约翰生博士，两人都是富于常识的哲学家。如果孔子和约翰生博士相遇，他们一定会同作会心的微笑。两人都不愿容忍愚蠢的举动。两人都不能忍耐无意识的事情。两人都表现彻底的智慧和坚定的判断力。两人都是实行实事求是的方法，两人都是在复杂的理想上下工夫。而且两人对于仅仅的不矛盾表示极度轻蔑。孟子曾说过孔子是圣之时者，孔子曾两次说及自己，说对于他，是也可以，不是也可以。
奇怪的是，中国人崇拜这一位大师因为他是一个圣之时者——在中国这并不是一个可耻的名称——因为他对于人生的了解太深彻了，不能仅仅不矛盾便罢了。从外表上看来，对于他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钦敬的地方。可是中国人对他的尊敬，远过于更显赫的庄子或更适合逻辑的商鞅，或理论更透彻的王安石。关于孔子，除了他对于普通的东西的爱好之外并没有什么显著，除了放一些陈腐论调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的重要，最神圣的一件事便是他的伟大的人性观念。
比他更无趣味的人再也不会有了。要中国人才会崇拜这样的一个人，正好英国人才会崇拜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麦克唐纳的政治生活是按照英国人的态度力求其矛盾，那是一种伟大的态度。一个工党分子的麦克唐纳，有一天踏上唐宁街十号的石阶，嗅到它的气息，感觉到愉快。他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而安全，他便要努力使它更为安全。达到了这个地步，他便要像孔子那样，毫不迟疑地把他的工党主张付诸东流了。因为孔子一定会赞成麦克唐纳的，正如他赞成约翰生博士那样。伟大的精神正是这样地超越了时代相接触了。
欧洲今日所需的和现在世界所需的，并不是更多心智上的伟人，而是生活的智慧。英国人并没有逻辑，可是有的是中国式的智慧。一个人觉得因为英国在那里欧洲人的生活一向较为安全，欧洲的历史的发展前途也更为稳健。使一个人觉得很确信的事情少得很，看见一个人对自己这样确信实在是一件好事。
英国和中国的最大分别，便是：英国文化更富于丈夫气，中国文化更富于女性的机智。中国从英国学到一点丈夫气总是好的，英国从中国多学一点对生活的艺术以及人生的缓和与了解，也是好的。一种文化的真正试验并不是你能够怎样去征服和屠杀，而是你怎样从人生获得最大的乐趣，至于这种简朴的和平艺术，例如养雀鸟，植兰花，煮香菇以及在简单的环境中能够快乐，西方还有许多东西要向中国求教呢。
有人说过，理想的生活便是住在一所英国的乡间住宅，雇一个中国厨子，娶一个日本妻子，结识一个法国情妇。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我们便会在和平的艺术中进展，那时才能够忘记了战争的艺术。那时我们才会晓得这个计划，可是我相信这样在生活艺术中的合作，将要形成国际间了解和善意的新纪元，同时使这个世界更为安全而适于居住。
说纽约的饮食起居
住在纽约的中国太太喜欢纽约，成为宇宙之谜。始而百思不得其解，用心思维，才恍然大悟。没有问题，这奥妙在于“你自己来”四字，西文所谓do it yourself。中国太太住纽约，生活比较简单，比较独立，比较自由。要洗衣服，你自己来，何等简单，要买菜，你自己来，何等独立。要烧饭请客，你自己来，不仰他人鼻息，何等自由。要擦皮鞋，你自己来，这是何等自力更生。听人家说，这就是人类平等，“德谟克拉西”。
我居纽约，先后三十年，饱尝西方的物质文明。尝细思之，方便与舒服不同，个中有个分别。居美国，方便则有，舒服仍不见得。远东文明，舒服则有之，方便且未见得。电梯、汽车、地道车、抽水马桶，皆方便之类。电梯、汽车、地道车、抽水马桶，却不见得如何舒服。长途驱车，挤得水泄不通，来龙去马，成长蛇阵，把你挤在中间，此时欲速未能，欲慢不得，何尝逍遥自在，既不逍遥自在，何以言游。一不小心，性命攸关，惊心吊胆，何来舒服。
地道车，轰而开，轰而止。车一停，大家蜂拥而入，蜂拥而出。人浮于座位，于是齐立。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前为伧夫之背，后为小姐之胸。小姐香水，隐隐可闻，大汉臭汗，扑鼻欲呕。当此之时，汽笛如雷，风驰电掣，你跟着东摇西摆，栽前仆后，真真难逃乎天地之间。然四十二街至八十六街，二英里余，五分钟可达，分毫不爽，方便则有，舒服则未。
德谟克拉西，必自由平等，自由平等，必无佣人老妈。既已平等，何必老妈？于是烧饭，太太自己下厨，不靠别人，不受佣人的气。纽约太太，没有佣人问题，这是何等快活。于是上街买菜日劳，而烹调之术日进，又是何等可喜。大家就席，张太太恭维李太太：“你海参做得那么好！”“哪里！你的板鸭，才真够功夫。”于是操劳愈甚，精神愈好。平心而论，总比打麻将强。及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