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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自成一类，据我看来，它是花中最美丽的花。因为，它的花与茎叶整个在水上漂着，夏季没有莲花可赏是不觉其乐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房子在池塘之畔，尽可以把莲花种在大缸里。然而，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却很难享受莲花蔓延半英里的美景，它们弥漫在空气中的香味，以及花上的白色与红色，和点缀着水球的大绿叶互相辉映的妙趣（美国种的水莲和莲荷不同）。宋代学者周氏写了一篇小品文，说明他爱莲花的原因。他说莲花像君子，生于污浊的水中而保持着清白之身。他所说的话证明他是一个儒家的理论家。由实利主义的观点看起来，莲花的各部分都有用处。莲藕可以制成一种冷饮，莲叶可以包裹水果或其他的食物去蒸，莲花的形状和香味可供玩赏，莲子被人们视为神仙的食品，或剥出生吃，或晒干拌糖而食。
海棠和苹果花相像，与其他的花同样地得到诗人的爱好，虽则杜甫不曾提起这种产于他的故乡四川的花。人们提出过各种的解释，其中最可相信的解释是：海棠是杜甫母亲的名字，他为避讳起见，故不提起。我觉得只有两种花的香味比兰花更好，这两种花就是木樨和水仙花。水仙花也是我的故乡漳州的特产，此种花头曾大量输入美国，有一时期竟达数十万元之巨，后来美国农业部禁止这种清香扑鼻的花入境，以免美国人受花中或有的微菌所侵染。白水仙花头跟仙女一样地纯洁，不是要种在泥土里，而是要种在玻璃盆或瓷盆里，内放清水和小圆石，而且需要极细心的照顾的。说这种花里有微菌，可真有点想入非非。杜鹃花虽有含笑之美，却被视为悲哀的花，因为据说它是杜鹃泣血而化成的；杜鹃从前是一个男孩子，为了他的兄弟被后母虐待而逃亡，特地跑出来寻觅他的。
乔迁
我有一次搬进一家公寓去住。这在美国人听了，也许会说：“咦？有这事吗？”在英国人听了，也许会说：“啊，如此堕落！”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只对自己说：“没办法，这是我的命运。”
我是被迫搬进去的。我不愿搬家，如果我的邻居停止播放他的无线电收音机，我决不搬家。在平时，如果有邻居在偷窥你的房间，你可以关上百叶窗。要对付邻居们好管闲事的眼睛，你甚至可以在前面筑一堵高墙，把屋子改成堡垒，准备和全世界抗衡。如果你不要电话来打扰的，你可以用块破布塞住。可是对于那无孔不入、震屋欲破的无线电的音乐，你却是束手无策的。自从我的邻居买了一架收音机，我也能免费分听后，我便全由我邻居支配了。他能使我兴奋，能使我忧郁。他要听斯特劳斯和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我也得听；他要听梅兰芳唱戏，我也只能跟着听；他什么时候觉得满意停止，于是我也停止。他特别喜欢珍妮·麦唐纳的《大军进行曲》。这简直是一种狂喘，他要我听，我也总听着，可是我终于受不了了。在上厕所的时候，听听莫扎特或孟德尔森的音乐是很好的，可是如果在考虑如何支付裁缝账的时候，或是在计划如何对匿名的文章写一篇辛辣的答复并如何能使这位藏头露尾的先生一定看得到的时候却不然了。而且如果来的是热门歌曲，那种气喘一样的狂叫声会钻进你的写作里。
在这种情形之下，英国人会跑到邻居那里去说：“马上停止，否则我要写信给捕房了。”中国的绅士是会设法使自己适应这环境，而尽量使自己神经宁静。受了英国教育的中国人的我却两者都不能做。所以当我第五十次听到珍妮·麦唐纳的歌声时，我就写了“招租”的条子，把它贴在房门上。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无论到什么地方。
住在公寓里对于我的个性是不合的。我至今坚持除非每个人自己都能有一块小土地来种些豌豆、番茄，孩子能在这里捉蟋蟀游玩，否则是毫无文明可言的。我曾经说过我不相信在按钮、开关、柜子、橡皮、地毯、钥匙孔、电线和警铃等的所谓“家”的组合物中会有现代文明的。我时常暗笑那些新时代推销员，想把那些如日间作沙发，夜间用作床铺的新奇便利来说动我。我总告诉他们我是不会被说动的。沙发应该便是沙发，床便是床。在我看来这种可转换的沙发床便是新式家庭毁损的征象，而很重要的也便是所谓时代文明，仅是骗取人类在日光下的正当地位的征象。新时代的精神家庭，因为新时代的物质家庭，如公寓汽车等被拘束而破灭了。人们搬进了三间式的公寓屋里，会因为看到年轻的一辈从不留在家中而觉得奇怪的。如果你不得不睡在日间沙发的床上，你至少不应再以此自傲。就是老鼠也总有相当宽裕的睡眠地位的。
可是我不管自己的偏见，终于搬进了这公寓。这是一些老树引我搬进去的，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上海的确还有一个在绿草和丛林间的枯树旁的公寓。我不能抵御它的引诱，我屈服了。
我不必养什么盆花。我的书房窗外便有一株绿树。它那翠绿的树叶充满了整个房间。而我也不必备什么鸟笼。这倒并不是我不爱鸟，和世上其他真正爱鸟的人一样。我恨看见鸟笼。在一篇爱鸟的文章中曾说起爱鸟的惟一正当方法是去住在近林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在书房窗外看到在树梢间的黄莺，在树间飞跃的红胸雉鸡，在那里也能偶尔窃听到杜鹃的情歌。当我在屋中写作时，小鸟们在我窗前跳跃着，二三只麻雀在离我书桌一丈左右的地方喋喋地讲着情话。有时更幸运，有几只鸟会栖息在我的窗槛上，诉说像我们这种动物，不尽是碧眼黄须的三K党。假使我长住下去，我相信我也许能学鸟语。如果我是诗人，我当为它们而写一节中国诗：
〖青青梧桐叶，
苍苍穹天景。
轻轻初秋风，
悠悠心头恨。
喁喁鸟呢喃，
艳艳秋衣裙。
羽伴不复在，
密侣今去飞。
但因旧恩尽，
新人枝头栖。
我犹翘首观，
依依复依依。〗
记纽约钓鱼
纽约处大西洋之滨，鱼很多，钓鱼为乐的人亦自不少。长岛上便有羊头坞，几十条渔船，专载搭客赴大西洋附近各处钓鱼。春季一来，钓客渐多。今天是立春，此去又可常去钓鱼了。到了夏季七八月间，鲅鱼正盛，可以通夜钓鱼。每逢星期日，海面可有数十条船，环顾三五里内，尽是渔艇。在夜色苍茫之下，灯光澈亮，倒似另一世界。记得一晚，是九月初，鲅鱼已少，但特别大。我与小女相如夜钓，晨四点回家，带了两条大鱼，一条装一布袋，长三尺余，看来像两把洋伞，惊醒了我内人。
纽约鱼多，中国寓公也多，但是两者不发生关系。想起渔樵之乐，中国文人画家每常乐道。但是这渔樵之乐，像风景画，系自外观之，文人并不钓鱼。惠施与庄子观鱼之乐，只是观而已。中国不是没有鱼可钓，也不是没有钓鱼人，不过文人不钓罢了。真正上山砍木打柴的樵夫，大概寒山拾得之流，才做得到。文人方丈便不肯为。陶侃运甓，那才是真正的健身运动。陶渊明肩锄戴月，晨露沾衣，大概是真的，他可曾钓过鱼，然传无明文。赤壁大概鲥鱼很多而味美，东坡住黄州四年，可以钓而不钓，住惠州，住琼州，也都可以钓，而未尝言钓，不然定可见于诗文。不知是戒杀生，或是怎样。大概文人只站在岸上林下观钓而已。像陆放翁那种身体，力能在雪中扑虎，可以钓，而不钓。他的游湖方式，是带个情人上船，烹茗看诗看情人为乐，而不以渔为乐。
历史上想想，只有姜太公钓鱼，严子陵富春江的钓台近似。姜太公是神话，严子陵钓台离水百尺以上，除非两千年来沧海已变，钓台也只是传说而已。王荆公在神宗面前，把一盘鱼饵当点心吃光，此人假痴假呆，我不大相信。韩愈是钓鱼的。记得东坡笑韩退之钓不到大鱼，想换地方，还是钓不到。这是东坡从惠州又徙琼州，立身安命自慰的话。其实韩愈也不行。今日华山有一危崖，是游人要到山峰必经之路。路五六尺宽，两边下去是深壑千丈。这地方就叫做“韩愈大哭处”。后来毕沅做陕督，登华山，不敢下来，又无别路，还是令人把酒灌醉，然后用毛毯把他卷起抬下来。文人总是如此。
相传李鸿章游伦敦，有一回，英国绅士请他看足球赛。李氏问：“那些汉子，把球踢来踢去，什么意思？”英国人说：“这是比赛。而且他们不是汉子，他们是绅士。”李氏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