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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益有损。”康熙帝首先认为用参“伤人”,再认为北方人尤其“于参不合”,所以他根本就不食人参,如何肯服参汤?即使要药死他,熟悉他生活习惯的儿子,也不会愚蠢到在他不肯吃的东西中下毒。皇帝的习惯在宫中就是制度,谁又敢违反皇帝至关生死的习惯与制度而能为皇帝进参汤呢?
事实上,康熙帝是久病缠身,患了重感冒,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之高龄体虚,还可能引起并发症,因而导致死亡。
一些推理还可补充雍正帝是合法继位的。在康熙帝弥留之日,《清圣祖实录》说胤禛奉召至畅春园,三次面见父皇,康熙帝告诉他病势转重。他在斋戒期间,负有祭天重任,如果不是特地召唤,是不能离开斋所的,否则,他到畅春园就违背了皇帝旨意,就会遭到谴责和驱逐。可见,他多次见到康熙帝,说明他的到来必为康熙帝所召。而这时的非常召见,当有特殊使命。
总而言之,根据可考的史料分析,雍正帝是于父皇寿终正寝后正常而合法地即位的。对此,清代官书众口一词,都是一个口径。后世有人依据雍正帝的气质、才干、品格、年龄以及他多年隐蔽性经营的特点;康熙帝对雍正帝的认识和父子感情基础,当时诸子争储互斗的背景以及康熙帝临终前遗命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认为雍正帝根据康熙帝“仓促之间二言而定大计”是合法继位的,是可信的。
第二章 成立新政,立志革新
成立新政,立志革新
做英明睿智皇帝的接班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父皇英明,为国家社稷做出了不朽功勋,儿子继位后,在改革父皇的成法上就会有顾虑,以免一不小心出了岔子,落下千古骂名。清世宗雍正帝却没有因父皇康熙帝的巨大成就而丧失进取之心,他要以独立的思考和锐意进取的改革行为证明他的不同凡响。雍正帝即位之初,就抒发了“雍正改革,政治一新”的抱负,勇敢地向各种各样的官僚集团发起了进攻。雍正帝决心刷新吏治,剔除康熙朝既成的贪墨之风,变宽为严,于是,一个清明的吏治环境出现了。
继位之初,矛盾尖锐
雍正帝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会发展出现停滞的形势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当时的社会矛盾异常激烈,这种状况为雍正帝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高瞻远瞩,又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在他当政的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
康熙帝以聪慧的才智和卓越的政治品格,一生为国家为民族创建了从衰败到鼎盛的伟业,他一生除鳌拜、平三蕃、视察黄河、疏通漕运、任用良将、东收台湾、北定疆界,等于把江山重新打造了一遍,表现出一个大政治家的锐气和进取精神。但到晚年,康熙帝的思想渐趋保守,与早年积极进取的精神相比,相当程度地失去了变革现实的锐气。再加上身体虚弱,皇子们的储位之争耗费了他的大量精力,康熙帝逐渐失去了蓬勃的朝气。康熙五十年(1711年)三月,康熙帝对大臣们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此意也。” 康熙帝于五十六年(1717年)进一步说:做君主的准则,就是要安静不生事,不要标新立异以为能出奇绩,也不要夸夸其谈,博取虚名。由此可见,康熙帝在晚年受了功成名就意识的左右,开始自满于以往的业绩,变得安于现状、庸俗倦怠,凡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了。康熙帝开始逃避现实,反对改革,对社会现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里清楚,表面上装作什么也看不见。但弊端和矛盾却是客观存在的,大清帝国实际上已陷入了政治腐败和权力争斗的严重困境,封建政治固有的积弊显现出来,社会矛盾有所上升。
首先是朋党斗争。帝皇之家从来都免不了朋党之争,兄弟倾轧。康熙晚年,皇子之间储位争夺,以及索额图、大学士明珠等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互相交织。此外,朝臣中有满人和汉人的矛盾,满人歧视汉人,大学士一定要以满人做“首辅”(首领);各部尚书虽然满人、汉人都有,但满人“行走”在前,汉官在后;官缺分出旗缺、汉缺,满人少,得缺容易;同时皇帝经常表彰满人淳朴,指责汉人奸猾,势必造成满汉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因而在政事处置上各持己见,维护本民族人员的利益,这就是“满洲大臣一议,汉大臣一议”,互不让步。
其次是阶级矛盾加剧。康熙初年,由于满汉官员贪赃枉法,侵渔百姓,使“民生困苦已极”,因而康熙帝特别注重整顿吏治。他认为,要治理国家,首要的是有一大批奉公守法、勤政清廉的官吏。但由于康熙帝晚年放松了对封建官僚的约束,各种严酷的剥削便开始了,农民与官僚集团的矛盾也随之产生。比如附加税耗羡,康熙帝原来并不许征收,“州县官克取耗羡、加派私征及司道府徇情不报者,皆革职提问,徇纵不参之督抚革职”。但由于康熙朝俸禄较低,各级官僚最终还是将目光瞄准在对百姓的克取上。二十八年(1689年),浙闽总督兴永朝奏称:“若断绝外官耗羡,则外任实不能度日。”结果康熙帝不得不向官僚们妥协,同意加收耗羡。
州县官征收耗羡,一部分落入私囊,一部分则用于送礼。州县官要向上司送规礼,地方官也要向朝臣送礼,这成了当时官场上的不成文制度。州县官为了确保个人用度和这些官场常例,重视征收耗羡银的程度比征收正额钱粮的还要高,还要严厉。同时还会把征收到的正额钱粮,挪作他用,严重地影响了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情况最严重时户部库里只有八百万两银子贮存。康熙帝看到这种现象,于五十九年(1720年)说各省的钱粮亏空太多了,不够开支。这种情况使得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以皇帝为首的政府和官僚集团之间也发生了矛盾。与康熙初年相比,官场滥征耗羡,吏治不清已成为康熙帝晚年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再次,西北用兵也造成了社会矛盾加剧。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西北兵端肇起以后,康熙帝调兵遣将,开销较大,西北前线人民负担显著增加。部分军士不愿出征,相继逃亡,清政府严行惩治。五十六年(1717年),朝鲜使臣李仿、李大成等归国报告,说他们在路上看到槛车里载有很多男人和妇女,这些人是不愿意西征的人及他们的妻子,是被流放到沈阳或宁古塔去的。他们还说过去所经之地,见“人物甚盛,关门填咽”的繁荣景象,如今“关外人家多有撤毁处,关内人物颇稀疏,马畜甚贵,或骑牝骡而行,盖以征讨西之故,如是凋弊云耳”。
虽然康熙帝西北用兵的决策是正确的,但过度的战争已经严重地破坏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并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虽然不是什么大萧条,但和康熙朝君臣口头称道的太平盛世相差已甚远。
由此可见,康熙朝晚期,各种社会矛盾纷至沓来,亟待解决。正缘于此,继康熙帝之后掌握帝国命运的雍正帝,将怎样治理这个经济严重衰退的国家,可以说关系到整个清王朝在中国的国运兴衰。高唱颂歌、粉饰太平的做法是逃避现实的懦弱行为,讳疾忌医、不许人开口的态度则是自取灭亡之道,只有勇于正视自身弱点的人才具备成功者的素质,只有勇于改正自身缺点的政治才是英明的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雍正帝是另一类伟大的政治家,他对中国历史所做出的功绩,殊不弱于父皇康熙帝。
高瞻远瞩,积极进取
做英明皇帝的儿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父皇英明,为国家社稷做出了不朽功勋,儿子继位后,就不得不忠实地遵行父皇的成法,以免不小心出了岔子,落个千古骂名,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英明君主大多有无用的儿子。比如唐高宗李治,一生都活在乃父李世民的阴影下,循规蹈矩,丝毫不敢超出父皇定下的制度,在政治上无所作为。
但清世宗雍正帝没有因康熙帝的巨大成就而丧失进取之心,他要以独立的思考和行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作为一个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赢得了极大赞誉的“圣主”康熙帝的儿子,改革父亲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就含有否定父亲的含义,对雍正帝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和考验。在世人心里,康熙帝是一位英明的皇帝,为国家社稷做出了不朽功勋,尽管他晚年的思想有些保守,但毕竟功大于过。对雍正帝来说,实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