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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尔丹策零当即乘岳钟琪回京面承谕旨之际，进攻驻于科舍图的清军。科舍图军中无主将，由纪成斌、巴赛二人护理印务，分摄两路军事。纪成斌无备，噶尔丹策零乘虚大肆劫掠科舍图牧场。总兵樊廷、副将冶大雄率兵二万力战，又得总兵张元佐来援，与噶尔丹策零血战七昼夜，终于夺回大部分被掳驼马。尽管如此，清兵损失仍很严重。
利舍图遭袭，雍正帝对西路军颇不信任，并及于岳钟琪。岳钟琪不久奏疏战屯事宜，雍正帝不以为然。雍正九年（1731年）三月，命都统伊理布率兵2000往岳钟琪部充为副将军，开始对岳钟琪实行挟制和监枧；五月，再派石云倬为西路军副将军，进一步牵制岳钟琪；又派满人查郎阿署川陕总督，又专理西路后方军需供应。到此为止，岳钟琪的前军和后路都被满洲势力包围了。
九年（1731年）六月，噶尔丹策零探知西路军牲畜缺乏，不能进击，遣将率兵三万进犯北路军营。北路军主帅傅尔丹听信了敌方间谍的假情报，以为来人只有一千羸兵，遂令一万余人出战，被敌军诱到了和通绰尔，埋伏在此的两万多准噶尔骑兵倾巢而出，将傅尔丹的四千前锋军团团围住。傅尔丹又派六千清兵支援，然而此时被围清兵前锋已溃，准噶尔军转过头来便冲击清军大营，傅尔丹派索伦、科尔沁蒙古兵拒敌，科尔沁蒙古兵临阵脱逃。此时亏得土默特蒙古兵英勇抵抗，准噶尔军难当其锋，被撕开一个缺口，但接下来的情况却很糟糕，跟在蒙古兵后面的索伦兵见科尔沁兵跑了，土默特兵又消失在敌人阵中，以为蒙古兵败，人心惶惶，大呼小叫，顿时军心大乱，纷纷溃败。在准噶尔军围击之下，只逃出四千满洲兵，回到了科布多。西路清军至此已经军心涣散，难于再战了。
当傅尔丹失利于和通绰尔时，岳钟琪请求督兵进攻乌鲁木齐，以分敌势。经雍正帝批准后，岳钟琪由巴里坤出发，越木垒，渡阿察，直抵额尔穆克河，分兵三路，进攻乌鲁木齐。大获全胜，杀敌甚众，乌鲁木齐附近敌人遂纷纷溃逃。
雍正十年（1732年）二月，噶尔丹策零侵扰哈密。当时岳钟琪屯兵巴里坤，因冬春积雪，不宜出战，一直按兵未动，留意防守。得知准噶尔进攻哈密后，遂分兵截击，并命石云倬赴南山口等处切断敌人后路。石云倬对岳钟琪的军令不以为意，行军迟缓，到达南山口时，被击败的准噶尔军早已脱逃而去。十二年（1734年），雍正帝改组西路军营统帅部，命查郎阿署理宁远大将军印务，调汉军旗人、贵州巡抚张广泗为副将军，护军统领阿思海为前锋统领，管辖满洲兵，侍郎武格为扬威将军，统辖巴尔库尔满洲兵，副将军刘世明统领巴尔库尔绿旗兵，并命鄂尔泰督巡陕甘，经略军务。
此时，噶尔丹策零亲率大军由北路大举犯边，振武将军傅尔丹在乌孙珠勒迎战，大败而逃。准噶尔军越过杭爱山，长驱直入，先后攻占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喀尔喀等地，抢掠了喀尔喀策凌的子女及牲畜。策凌为和硕亲王、额驸马，闻报之后割发誓天，决定反击。策凌亲率二万蒙古兵，半夜包围毫无准备的准噶尔军营，并会同顺承郡王锡保夹攻敌人，挥军斩杀敌人，敌人四处逃窜，被击杀万余人。噶尔丹策零率残部拼命逃跑，策凌紧追不放，并命人报知驻守拜达里克城的绥远将军马尔赛出兵截杀，谁料马尔赛竟不出战，擒获噶尔丹策零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战争胜利后，雍正帝大赏策凌，赐号超勇亲王，授定边左副将军，屯兵科布多，经理军务。雍正帝以贻误军机罪处斩马尔赛、李轶于军中，削傅尔丹公爵和官职，留军营效力，又以锡保调遣失宜，怯懦畏葸，罢靖边大将军，派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
噶尔丹策零大败后，无力发动进攻，遂派人请和。雍正帝深感财政耗竭过甚，再打下去恐怕也无济于事，于是决意议和。雍正十二年，派傅鼐、内阁学士阿克敦到准噶尔议和，并为喀尔喀蒙古与准噶尔蒙古划分游牧地，欲以阿尔泰山梁为分界线。策零要求以杭爱山为界，阿尔泰山为其牧地，后又派遣使者进京，改求以哲尔格西喇呼鲁苏为界。雍正帝命策凌与他商议，策凌同意以此为界，但要求准噶尔人不得越过阿尔泰山。雍正帝采纳策凌意见，噶尔丹策零又不满意，和谈相持不决。雍正十三年（1735年）上半年，鉴于双方形势有所缓和，雍正帝下令两路撤兵，北路留蒙古兵、满洲兵，筑城于鄂尔昆河，屯田防秋；西路则用绿旗兵，驻哈密、巴里坤。到乾隆四年（1739年），双方几经反复，始达成协议，以阿尔泰山为界，准噶尔游牧不得过界东，喀尔喀游牧亦不得过界西，并答应双方互市，允许噶尔丹策零派人进藏煎茶，但限制其人马数量。
雍正帝此次用兵虽屡屡失败，并且决策也有一定的失误，然而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是扼制了准噶尔的发展壮大，使其不能干预喀尔喀、青海和硕特和西藏的事务；其次，震慑了噶尔丹策零，策零出兵喀尔喀，虽然胜利了，但最终退去，终不敢留在这里，最后还得以阿尔泰山为界；第三，雍正帝在喀尔喀西北部设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辖治阿尔泰山东边的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营造了科布多城，使喀尔喀人更加依赖于清朝政府，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车臣汗垂札卜请求给予俸禄，雍正帝欣然接受；第四，为乾隆时期最终解决准噶尔问题奠定了基础。
清朝后期著名思想家魏源讲到清朝经营西北、西藏问题时说，“圣祖垦之，世宗耨之，高宗获之”，道出了康、雍、乾三代的各自贡献，相当中肯。总之，雍正帝对西北边疆的经营有其成效，是值得肯定的。
第十一章 增强贸易，管理外交
增强贸易，管理外交
在对外政策上，雍正的改革是谨慎的。对于封建帝王来说，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保证江山的稳固和人民的安定。而对外开放、对外开展贸易则容易导致社会动荡、民众不安，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为此，明朝的统治者和康熙朝以前的清帝都曾实行海禁，一度中断了对外贸易往来。雍正帝即位后，审时度势，斟酌再三，在一定范围内解除了海禁，使得沿海民众摆脱了流离失所的境遇，同时也增加了税收，充盈了国库。为了加强对外商的管理，雍正帝还制定了严格的外商管理措施，实行海关引水制度和稽查制度，同时逐步改善了与邻国的外交关系。
商夷同制，鸦片禁行
雍正初年，清政府仍沿袭康熙末年的海禁政策，但是却对广州实行对外开放贸易的特殊政策。广东历来是外贸中心，明万历年间，代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的专司机构）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即有“广东三十六行”之称。
在对外贸易中起最重要作用的人是行商，又叫“洋商”、“官商”。行商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行商在康熙年间组织公行，经过向政府申请，获得允许后，负责对外商的贸易。雍正初年洋行名为“十三行”，“十三行”实际上并不只十三家，雍正王朝时就有四五十家，“十三行”作为当时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特区。朝廷对洋货行商人的准入也作了严格的规定，必须是“身家殷实、赀财素裕”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十三行”，成为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
十三行被外国商人称为清政府经营对外贸易的广州制度，就贸易自由化来说，虽然有其垄断保守的负面影响，但在当时中外商人彼此隔阂、语言不通以及外商不了解清政府管理对外贸易体制的情况下，广州制度使行商成为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对于当时以广州为中心市场的贸易全球化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设置粤海关。粤海关的设立，标志着在中国实行了上千年的市舶制度彻底结束。雍正年间，对外贸易锁定粤海关一口之后，广州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商贾使节往来不绝，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有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