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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开户人是雍正帝为解决八旗生计所采取的一项最重要的措施，它与豁贱为良有一定联系。开户人主要是立有军功的奴仆，依法从原主户档分出另立户档者；此外，还有被原主收为养子而分产开户者；亦有系籍名设法赎身私入民籍，查出后令其归旗，在原主佐领下作为开户者。与豁贱为良所不同的是，另立户头的开户人的身份反比未立户头前降低了。雍正帝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从解决八旗生计角度考虑。
雍正帝认为八旗生计问题主要是满洲人的生计问题，而开户人绝大多数原本是汉人，因原是满人奴仆，敞开户便成了满洲（满洲作民族名称解释时是满族的旧称）。大批开户汉人混入满洲，佐领下满洲人少者，恐怕因此而裁去佐领职务，因将户下满洲及家生子、开户人载入令户满洲册内，令充前锋、护军，对此，雍正帝没有表示不满。但是很多佐领却以此来掩护，将养为子嗣的汉人载入满洲册内，令补前锋、护军。前锋、护军历来是满洲八旗骨干，不仅地位重要，且收入较高，月饷四两，岁米四十八斛。而步兵月饷仅一两五钱，岁米十四斛。在大批满洲正身旗人无差可补、沦为闲散、靠救济过活的情况下，雍正帝是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雍正帝于七年（1729年）降旨，禁止派遣开户人充当前锋、护军。将这些汉人从旗籍户口中清查出去，由八旗旗人来充当他们的空缺，雍正帝认为，这是解决八旗生计的好措施。
还有一项措施就是允许部分旗人出旗为民，这项措施并非始于雍正帝，如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四月，特准镶红旗护军厄尔库家奴李殿机及其妻肖氏出旗为民。不过，在雍正朝之前，实际出旗者并不多。到雍正时期，实行这样的措施是为了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于是较多的旗人都出旗为民了。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雍正帝允许内务府中的“分档汉人”出旗为民，八旗内部的奴仆，通过正当手段赎身，自立民户，雍正帝也予以承认；旗人的养子、养子的后代，也可以开户为民；初开户人及奴仆之外，汉军闲散人丁也准许出旗为民。雍正后期，由于西北用兵，大量奴仆、养子、开户人和汉军闲散被调往前线参战，或挑选额外兵，另设营制，教习训练，准备参战，所以出旗为民的步伐大为放缓。
总的来说，雍正帝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虽然对部分旗人有所帮助，但是由于旗人养尊处优已经形成一种习惯，斗靡奢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再加上一些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八旗子弟的生计问题，也不可能改变旗人的状况。但是，正是有了雍正帝的这些改革措施作为铺垫，乾隆帝才可以在此基础上大刀阔斧地深入开展改革。
协调关系，防满汉化
自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起全国性政权后，满汉矛盾便成为纠缠清朝近三百年历史的解不开的死结。以边地的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本就容易遭遇儒家久已深入人心的“华夷之辩”思想的顽强抵抗；加之满族权贵汲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从强迫汉人改变服制剃发留辫开始，刻意维护满人的民族特征与特权地位，更加深了民族对立情绪。清人入关后，如何协调满汉文化关系，成为执政者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雍正帝也不例外，他在执政期间一直都在寻找解决满汉矛盾的办法。
雍正帝处理满汉关系的原则，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是适当调节满汉矛盾，打击恣意压迫汉人的不法旗人，重用汉人中有才能的人士。二是以八旗满洲为立国之本，保护它，维持八旗子弟生计和特权地位，防止满人汉化。
直隶旗地多，人也多，旗人依恃特权，欺压汉民，造成严重的旗汉冲突。雍正元年（1723年），直隶巡抚李维钧密奏房山县庄头李信与宛平县庄头索保住勾结作恶的罪行，他说李信等独霸房山县石行，把附近居民的牲口抢去，为其拉石料出售；放高利贷，拿百姓房产作抵押，不能偿还的，勒逼人妻、子、女为奴；强占房山、宛平县民间妇女多人为妾；打死人命。他们的不法行为“以致宣化府士民罢市”。雍正帝痛恨庄头作恶，见奏即指示李维钧将李信等严审究拟，“以示惩创，以舒畅小民怨抑之气”。李维钧是汉人，若对旗人依法惩治，势必引起王公的反对，会被安上汉人反对旗人的罪名。雍正帝给李维钧做主，警告贵族不得对他陷害，以便他顺利处置不法旗人。李维钧得到雍正帝的支持，严打直隶旗人的不法行为，先后镇压了房山庄头李信、宛平县庄头索保住、宝坻县庄头焦国栋、静海县庄头李大权等旗人恶霸。
除了庄头，雍正帝对庄头以外的凶横旗人，也从严惩办。康熙朝后期，许二倚仗自己的旗人身份，率众打死民人刘国玉，但他最后获得了赦免恩诏。即位后，雍正帝欲立许二杀人之罪。雍正帝说许二倚仗旗人身份犯罪，实属可恶，不可赦免，仍应按原罪拟绞监候，秋后处决。雍正四年（1726年），直隶总督李绂奏报，镶黄旗满人王三格，以内务府仓官为名，在满城县殴打佃农，占据民田，受害人上告，他以反民聚众闹事为理由，反告汉民，造成冤狱。雍正帝看完奏折后，非常愤怒，令立即革除王三格仓官一职，诏令直隶总督逮捕严审。雍正五年（1727年），直隶顺义县旗人方冬魁，在酒馆中见到张四，因张四没给他让座，于是动手打人，激怒张四，张四将他打死。民人打死旗人，这算是重案了。直隶总督宜兆熊承审，拟将张四定为绞监候罪，雍正帝得知后，认为事情先出在旗人方冬魁欺压平民之上，因此不同意批张四死罪，仅执行了枷号轻刑。雍正帝做出这样的处理，虽然和法律不相符合，但这是惩办不法旗人、平服汉人愤怒的一项很好的措施。
雍正王朝以前，旗人与汉人在处刑上有所不同，汉人如果犯流徙罪，要照律充发，旗人则可改为枷号、杖责结案，这实际上是对旗人的特殊照顾。四年（1726年），雍正帝认为这项准则对汉民不公平，于是命大学士、八旗都统及满洲、汉军中的九卿共同商议旗人汉民是否应该实行统一的刑律。经过商议，大学士等认为这项准则虽然不好，但又不能改变。因为满人缺乏谋求生活的经验，发遣难于图存。雍正帝认为大学士的提议有道理，因此在法令上维持了旧例，但他对不法旗人的严厉打击，在一定程度上，的确缓和了满、汉矛盾。
在旗民欺压汉民的同时，旗人官员对汉人官员也持傲视的态度，这是由清朝的职官制度造成的。对此，雍正帝宣称：“朕即位以来，视满汉臣工均为一体。”又声言：“朕待臣下至公至平，从无一毫偏向，惟视其人如何耳。”
清朝用人，原有资格、出身的规定，旗、汉的界限。按定制，在中央各部同一级的官员中，满员地位高于汉员，所以满人一定要居首行走。雍正帝在执政期间，任用官员从实际出发，注重操守才识与实际需要，而不拘泥于已有成例。五年（1727年），雍正帝规定，大学士主事者以满人中居首的充任，其余大学士的行走秩序不必分别满汉，要依补授时间排列名次，由皇帝临时决定。雍正帝不拘满汉界限，谕命将兼管吏部、户部事务的汉人大学士张廷玉的班位，排在另一位兼管部务的满人公爵傅尔丹之上。张廷玉与满员孙柱同为大学士，雍正帝也让张廷玉走在前面。张廷玉心有悸忖，提出让满员前行，雍正帝不同意，让他“安心居前”。汉员励廷仪任刑部尚书多年，其属满员侍郎海寿升任尚书，按规定超居其上，雍正帝为表示对励廷仪的重视，命他行走在前。
雍正年间，署理四川陕西两省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也是一个汉人，但他多次受到雍正帝的嘉奖。雍正四年（1726年），陕西三边地方的驻防军队出缺，在陕省一时又没有合适人选，岳钟琪上奏说，四川武职官员中多有屡经战阵堪任要职者，但按制度不能隔省调用官员，所以不敢越例提请。雍正帝指示他，“不必拘例”，并说如“部议不准，朕可特旨允行”，给予岳钟琪很大的自主权。另外，汉人杨文乾为广东巡抚，广东省的满洲高级官员联合起来排挤他，陷害他。雍正帝知道后，站在杨文乾一边，严厉训斥满员，说满汉官员，只要能竭忠尽力，即是国家良材。那些包藏私心，陷害别人之徒，无论他是满洲、汉军、汉人，都不能让他们的奸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