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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雍正帝指出康熙年间修筑浙江海塘的官员没有实力办事，仍使海潮妨害杭、嘉、湖三府民田水利。遂于二年派吏部尚书朱轼往江浙会同江浙二省巡抚何天培、法海商议修治办法。朱轼提出动用帑银（官银）十五万两筑浙江海塘，十九万两筑松江海塘，雍正帝予以批准。松江海塘开始修筑的是土塘，但雍正帝认为土塘不牢固，东南是财赋重地，应确保万全，因而改筑石塘。后来又在石塘之外增修了贴石土塘一道。在施工中，浙江总督请将骤决不可缓待的工程先行抢修，随后奏闻，雍正帝同意照办。据史载：浙江、江南海塘修筑期间，由于海潮无隙可入，反而增强了江北的压力，一次海潮冲毁了北盐场的范公堤，沿海二十九个盐场被淹，溺死壮丁四万九千余人，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意外，不应被看作筑修海塘牢固之过。
清朝历任皇帝中，雍正帝可以说是对水利事业倾注了最大心血的一个皇帝。因为雍正帝知道水利事业“关系民生”，兴修水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百年大计。在雍正帝的领导下，黄河、淮河、永定河、子牙河、卫河、淀河以及钱塘江等地的堤防都得以妥善地加固。
雍正帝抓水利事业，首先是抓管水利事业的人。雍正朝的治河能手稽曾筠始终受到雍正帝的信任并不断得到重用。这里特别应该提出的是雍正帝十分重视选拔优秀官员到治河现场实地学习，以培养治水人才。据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就下令：“拣派部院官员，赴南河学习，期以三年。”反映了雍正帝对培养水利事业人才的重视。
其次，雍正帝重视水利事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对于重大水利工程他能果断地从国库中拨出巨款，只要工程需要，他不惜花费巨资。雍正十一年（1733 年），他命内大臣海望、直隶总督李卫赴浙江查勘海塘。雍正帝指示李卫：“如果工程永固，可保民生，即废帑千万，不必惜。”自雍正三年（1725年），淮河水患不断，为治理淮河，雍正帝一次从国库中拨纹银百万两用于治水，这反映了雍正帝对治河的重视。百万两在当时的财政开支中，虽然仅占3％，但与明代万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用于水利事业的费用总数也不过652万两相比，应该说还是很多的。
另外，雍正帝抓水利事业，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水利事业管理制度。比如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提出：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曾提出“每岁派夫加高堤身五寸的建议，前勒辅亦以为言，计岁费不过三四万”，这一办法很好。他令两河总督讨论此事，两河总督认为“酌情缓急，分年轮流加倍，约岁需二万余金”，雍正帝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再比如，为了保证人民的安全，自雍正八年（1730年）起，“始设黄、运两岸守堤堡夫，每二里一堡，堡设夫二，住堤巡守，远近互为声援。”
康熙帝在位多年，平吴三桂，收复台湾，击退沙俄，武功显赫，却始终未能治理好河堤，而雍正帝在短短几年中，通过任用重臣，不惜花费巨资，就基本根除了直隶等地区的百年水患，其雷厉风行的作风和想造福于民的决心已为百姓所知，同时也必将受到后人的敬仰。
照顾粮作， 限制经作
自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棉麻种植以后，全国范围内经济作物的种植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盲目发展的趋势。至清朝，这种情形得以相继。雍正帝即位后，也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争田地夺劳力的矛盾，也就是说农业结构面临着较严重的失衡。譬如在雍正五年（1727年），广西巡抚韩良辅报告说：广东人多种龙眼、甘蔗、烟草、青靛，收入多，富有，但产米少，不够食用，只得转向广西购买，而广西产粮有限，无法满足广东需求，结果造成了两广粮荒。这就是典型的农业结构失衡的例子。
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争田地的矛盾呢？雍正帝认为“民以食为天”，而土地“止有此数”，农业作物产量不能骤增。因此他下令各州县官必须“率天下诸民竭为耕耘”，生产粮食，少种那些对国计民生无益的农作物。为此雍正帝采取了两种措施：一是凡适合种粮食的地方，劝令农民生产粮食，不要种植经济作物，尤其不要栽种烟草。在《大清会典事例》中，就记述了雍正帝在雍正五年（1727年）关于禁止种植烟草的谕旨。雍正帝认为：烟叶这东西对众人的日常生活毫无裨益，而且要种植它，还必须选择肥饶的良田，这样对农业就更为不利，对百姓就更加有害，然而有的人却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不从民众要吃饭这个长远之计去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如不给他们讲道理，令其弃重就轻，必非情之所愿，是很难办到的。即使让地方官对种烟者绳之以法，强行制止，恐怕也会滋生出一些事端来。因此，他主张要做好百姓的工作，讲只有种植粮食才是事关身家性命的大事，而其他包括烟草则皆不足恃。二是在不适宜生产粮食作物的土地上，鼓励种植各种物产。雍正二年，他要求在“舍旁田畔、荒山旷野，度量土宜，栽桑、枣粟、桕桐以及树木荆棘，以便饲蚕、食，做材术和薪炭”。五年（1727年）三月，他还说“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则不妨种他物取利”，意思是说，在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地方可以种一些经济作物来增加一些收入。
从雍正帝采取的上述措施可以看出，雍正帝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受到了农为邦本意识的影响，没有从全国范围内协调这种经济结构，而是希望将问题于当地解决，这固然是局限于封建时代人们对经济流通认识的落后，同时也是局限于当时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民总体消费水平较低而做出的决定。
可以说雍正帝当时首先照顾粮食生产是无法之法。在清朝，较低的生活水平和一部分地区不畅的交通状况，使得国内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受到阻碍。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全国范围内产业结构的合理协调是无法办到的，因而只能力求先确保百姓果腹，在当地解决当地问题，孤立地协调种植结构。显然这种方法虽然不利于后世，但在雍正朝，却是当时条件下的惟一出路。当然，这样可能会使一部分地区粮食生产过剩，而另一部分地区又失去了经济作物的种植优势，对清代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不良影响。
实行社仓，节约粮食
提倡实行社仓，这是封建统治者实现救荒的办法。早在隋唐时期，封建统治者便出台了较成熟的救荒措施———义仓。隋文帝杨坚首倡义仓，唐太宗李世民将之推广，方法是政府代储百姓丰年余粮，以备荒年之用。当时吏治清明，贪贿现象较轻较少，李世民的一些大臣都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如魏征家无正堂，岑文本家无尺素，这种自上而下的良好世风为义仓的实行提供了现实基础，义仓中的粮食，官员不敢分毫动用。但事实上这种丰年积粮备荒年的仓储办法，早在宋代就由于吏治颓败而难于实行，所以著名的老夫子朱熹虽大力提倡，却一直难于实现。康熙帝执政时期但有官员建议推行义仓，康熙帝一概不准。有个姓张的户部侍郎呼声最为激烈，康熙帝就请他去实际体验一下，让他至山西身体力行，结果处处碰壁，张侍郎满面羞愧，主动奏请作罢。
雍正帝同其父康熙帝对此事的态度大不一样，他即位后不久，就谕令湖广督抚杨宗仁等设立社仓。地方官员为了迎合他，强令百姓缴纳仓粮，规定凡交正赋银一两的，外纳社仓谷一石，并以存储多少作为州县官的考成，这等于是新的加派，而且很重。雍正帝于二年（1724年）提出明确的社仓办理办法：由民间承办，不用官办；官员只宜劝导举行，不可强迫命令仓中存粮数目、出入办法。同时确定管理奖惩办法：仓粮由百姓捐输，捐至十石给花红，三十石以上挂匾，三百石以上的给八品顶戴；每社设正副社长，选择人品端方家道殷实者充任，表现优秀者十年以上亦给八品顶戴；侵蚀仓粮的依法严办；借谷收息，一石加息二斗，若遇荒歉年头，小歉减半，大歉全免，只收本谷。
办理社仓难于进行，雍正帝并非没意识到。他知道富饶之家自有储蓄，即使遇上荒年，也不会依赖仓谷，所以不愿输纳；贫穷人家希望社仓办好，然而却无力纳粟。百姓们为避免吃亏，也都不想缴纳仓粮。官吏对有关考成的平仓尚有侵蚀挪用之弊，对不计考成的社仓更难望其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