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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卡尔·约翰逊和朝鲜同行贺玉李（Ho Wang Le）（音译）回到朝鲜实地调查。他们估计传染祸首该是啮齿动物老鼠，所以从得过高丽出血热而已康复的病人身上抽取血清，同岛上田鼠体内的肾组织切片配合试验，以观反应。看来他的假设是正确的。他们分离出一种病毒，并以当地的江河命名为“汉堂”（音译Hantaan）。此类病毒见之于一种名为“阿波德漠斯·阿格拉利乌斯”（Apedemusk agrarius）（音泽）的条纹田鼠。其不同体征为沿脊椎两侧长有金色毛皮条纹。卡尔此举开创了先例，一时间大家都争相试验分离病毒，美国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有一所属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军事实验室，该室的乔治·弗伦奇（Georgc French）仿用卡尔和李的方法也成功地分离出稀浓度、低含量的该类病毒。但是他没用田鼠作试验，而是研制出了另一种价格便宜、做来容易、较为实际的组织培养基。
我对“汉堂”病毒的兴趣始于1981年。可是取得的量始终不足以认定它的性质和特点。明确他说，“汉堂”病毒得自老鼠和组织培养基，科研人员只能到此为止。然而要认定这类病毒的类型，形状，大小、结构和其各类近属，必需能提取到高浓度的病毒才成。合乎逻辑的后续努力重点，当然是取得足够应用和认定该类病毒的数量的病毒。有了足够数量的病毒，我们才有进行常规诊断试验的可能，才能摆脱当时大家使用的十分繁重的方法。那时候，想要认定一例人体感染，非得抽取患者血清，同取自感染病毒的田鼠肾组织切片一起试验才行。
这个问题后来是自行解决的。保尔·普赖斯和卡尔·约翰逊两人在“疾病控制中心”“克隆”出一条组织培养基细胞线，取名为“维洛E6”（Vero E6）。这里说的克隆，就是将一个单细胞不断分裂，产生出含有完全相同的、作为共同祖先遗传物质的同样的单细胞。此举果真妙极，像拉沙热和埃波拉病毒等出血热病患的病毒的提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肾综合症出血热自然不妨一试。我们的目标不外乎取得足够病毒粒子，以供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所需。使用电子显微镜时，只需把病毒粒子安放在专用格栅上，然后，电子射线就能显示病毒原形。只要我们摸清了病毒的体形大小和构造，我们也就能分析出这个病毒的属类来。问题是一定要高浓度，即每立方毫升，也就是20滴液体左右，至少应含100万病毒。这可是一大群病毒啊！为了弄清楚病毒的分子特性，高浓度的病毒是决不可少的。如果组织培养基使用的方法高明，也有助于我们方便易行地取得新的病毒。如果一切进行顺利的话，最终我们一定能找到我们想找到的更好的诊断试验方法。
我找卡尔想听听他对我做的实验的看法。此时卡尔正准备辞去“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调去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供职。
“乔，”他答道，“我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我们想让‘汉堂’在普通‘维洛’细胞里繁殖，可是它不。所以很难相信它能在‘E6’细胞里生长。”
尽管他悲观，我想我们仍应继续试试。同我们前一阵子一起在塞拉利昂搞拉沙热项目的唐娜·萨索负责安排可供我们试验用的培养基，我们要眼见为实、非看看病毒究竟能不能像我们预期的那样繁殖起来不可。我们准备使用的病毒就是卡尔和贺王李从啮齿类运动材料中分离出来的。一开始，进展极其缓慢，我几乎有点沉不住气了。接下去又过了一两天，卡尔来实验室串门。
“关于实验的问题，我说得不对，”他自我检讨说。“当然，你应当试试。不能因为‘维洛’没搞成而把试试‘E6’的门也关死。两者可能不一样。”
他这儿句话给我鼓了大劲。同谁比，卡尔都是个精明而十分实事求事的人，在知识面前从来不弄虚作假，对事业，始终精益求精、锲而不舍。责人自责，真是最好的良师益友。
我们花尽心血，病毒坚决不同我们合作。坚持不承认我们的细胞线的存在。后来实验只得中止，因为出了细菌沾染。这一下我们被迫另起炉灶，打开冷冻箱，再找啮齿类组织材料。这次使用的组织块含病毒量特小。说实在的，我有点儿泄气。唐娜每次在培养基里加入一份新的病毒，每次像变戏法似的，一眨眼就没有了，更别说指望病毒老老实实繁殖了，连留它呆上一会儿它都不干。按正常程序，我们隔两三天换一次细胞营养液。唐娜却认为让液体留在那里，留多久也不至于有什么损失，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也许数量一大，病毒会出现也未可知。再就是病毒的存量也应比一开始时增多，希望能加快事情的发展。但是往组织培养基里添加病毒是非常细致的工作，多了少了都不合适，要恰到好处才是。少了不会产生什么。多了，病毒自身干扰，反而破坏繁殖。
这就像果农知道摘苹果的量该怎样掌握好，才能每次运往市场时，保证都是带粉含露刚下树的鲜货。一个科研人员也应该知道病毒成熟该采集的恰当时机。时机是一切。整个操作过程全仗摆弄自如的熟练能力。好在唐娜是个大能人。不但如此，她比谁都沉得住气，坚持心之强，没得说的。
大多数织培养基只能支撑上五六天，否则后继乏力。“维洛E6”有反弹力，恢复性强。我们决定冒一次风险，等上两星期，不去理它。正常的做法，隔不上几天，得搬动一次，更换新细胞，照行话的说法是转种或移位。我们自作主张不是没有理由的。说起来很简单，我们认为对这种病毒有个掌握火侯问题，不到时间是抓不住它的。又何必吃力不讨好地多次换液，反而把它冲刷掉呢？实验的时间无妨长些，甚至几周也可，关键是把繁殖病毒必须具备的环境条件尽量保持好。唐娜一心扑在上面，想得周全。现在却仍是谁也说不好。什么都长不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事。
每次我们检查那些感染了的细胞，总能发现细胞上多了一些黄晶晶的物质，粘得牢牢的。我们等待的就是这个，这说明确确实实有了更多的病毒粒子了。我们当然精神倍增，劲道十足。我们用新细胞转种，不断移位，深恐再发生沾染上什么之类的意外。
病毒在发展，我们心中的期望同样在发展。离我们设想的该把这些细胞请到电子显微镜台面上让病毒亮相的时刻不远了吧。要是幸运的话，从此得识病毒的真相，我们就成了历史上首先发现它的人物了。
一直挨到快半年了，终于这一天来到了。我们觉得全过程该告结束了，于是决定从培养基的容器里取出感染物体，放到一种叫做脱水鼓胺的固寇剂中，让病毒死去，确保进行下一步试验的安全。固定剂的第二个作用是稳住病毒的原有结构，在电子显微镜观察时，不至于变形或失真。一切就绪，我们的电子显微镜专家厄斯金·帕尔默（Erskine Falmer）把我们珍贵的样本接了过去。
厄斯金个子不大，活语不多。连说话也细声细气。他在研究病毒结构方面，成绩极为可观。帮我们进行本项目自是最佳人选。只有把足足化了半年心血的实验初期收获，交在他手中帮我们查清究竟是否成功，才能睡得着觉。终于把材料交到厄斯金的手中了。此时我的心情说是混身颤抖也不为过，面对最后裁决，怎不紧张，万一病毒不露面，半年工夫岂不白干？
从准备材料上镜到能上镜观察，这是一个需时两三天的过程。先得用特殊化学品加以固定，再涂上重金属，作为病毒的保护层，否则经不住电子轰击，没法清晰显示材料面貌，最后嵌入硬塑料中，等硬塑料成型。这份材料还得切割成极薄的薄片。上显微镜平台供观察的就是这些薄片。观察人员最后看到的并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由重金属涂层映射出的病毒结构。
不安的三天熬过去了。厄斯金已把电子显微镜准备妥当。大家都来到暗室。包括唐娜、厄斯金和我自己在内，一共5个人。有的电子显微镜专家生怕分神，往往高挂免进牌，不许旁人入室。厄斯金了解我们的心情，破例了。我们都站在他椅子后面，从他肩膀上方望过去，盯住绿色萤屏。萤屏上出现什么也就是电子显微镜能向我们揭示的什么。
电子显微镜两侧各有一个很大的黑色旋钮，厄斯金抓着转动了好凡分钟才把纵向宽幅和横向宽幅调整合适。
我们瞪圆一双双不懂行的眼睛，只希望能看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