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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波托乌克河会议是个转折点。我已经在病毒性出血热方面有所建树；我已在从事一项我所喜爱的项目，对所做的研究工作感到激动。我无意放弃我感兴趣的领域去从事艾滋病的研究。然而，我曾经建议在扎伊尔对这种病进行长期研究。我决定或许我应该是将这项研究工作搞起来的人一——这样决定也许并非不合情理。我很不安。我该怎么办呢？
“西达”项目
我们在扎伊尔的艾滋病新项目要物色一个负责人。这项任务既然落在我的头上，我想起一个时不时打过交道的人物来。此人姓曼，名叫乔纳森。尽管那时候，双方相识不相知，我对他干的那一行还是清楚的，可以说对他的专业和人品都很器重。其实乔纳森生得五短身材，一头黝黑卷发，小胡子修得整整齐齐。还架了一副细框眼镜，秀气得叫人难以想象是个精力如此充沛、攻关十分投入的人。好几次“疾病控制中心”会议上我听过他的发言，每次的印象都是简明扼要，不但逻辑性强、而且深思熟虑。当时他是新墨西哥州的州级流行病学者，在圣菲（SantaFe）居住。因为我听说过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吃不饱，很有动一动的意思。这就使我觉得我要交托的项目，非他莫属了。
1984年7月底，我打电话给乔纳森，问他对非洲之行是否感兴趣。
“我可是从来没有去过非洲，”他说道。他有好多顾虑。比如说，他有三个孩子，对他们的教育问题怎么解决？我向他保证说，扎伊尔有一所很好的美国学校，确是如此。此点不足虑，不应该妨碍他作出决定。我一直紧抓着他不放，磨到后来他终于答应至少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隔了一周，他的回音来了，说决心已下，他去。
3月，乔纳森与我一同踏上了奔赴扎伊尔的第一次征程。艾滋病项目就此上马。这里说明一下，在扎伊尔，艾滋病另有名称。当地流行的法语缩略语字母拼音是“SIDA”（西达）。所以这里说“西达”项目。
到达扎伊尔，同几位主管流行性疾病的扎伊尔卫生部门官员见了面。这些人，大多数是支持“西达”项目的。但是，也有明显的例外。卢休马医生即为其一。在扎伊尔，他称得上是资深医生了。他的态度很明确，虽然扎伊尔政府人才短缺、物力唯艰，哪怕最小规模的这类工程项目，没有外援是决无上马的可能的，他对我们计划进行的工作仍然毫无兴趣。此人体格壮实。40开外年纪，一望而知是个免疫学家。就是不清楚他的来历背景。不管怎么说，说他是个开业医师、是个科学家，我看，还不如说他是个政客的好。从他的气势和别人对他的唯唯诺诺态度看，他像是个在政府部门里路子很广的人物。姑且撇开民族自尊话题不谈，卢休马医生肚子里其实有他自己一副小算盘。他是那些首先声称治艾滋病有“方”的众多非洲人之一。然而，他从没有拿出什么有力的根据来，他的走红，全靠新闻界炒得热闹。像扎伊尔这样的国家里，这就足够了。他的自吹轰动一时。为了酬答他对扎伊尔医学卫生事业作出的像他自己说的那些贡献，据说蒙博托总统还批拨了大笔款项和分配金沙萨高级住宅区一座住宅给他。就我们所知（而且相当准确），他的所谓灵丹妙药只不过是一种说不明道不白的流汁，合成成分谁也不摸底。
此后数年，肯尼亚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肯尼亚医学研究所的所长戴维·科契（DnvidCooch），大讲特讲他发明了一种对付艾滋病的有效治疗方法。他总算不全是空口说白话，好像是掌握着一些数据，只是从未说出来而已。估计他进行过细胞培殖，从中提炼出某类物质，用于治疗。显然这类物质含有少量干扰素是人类自身具有的，在某种情况下足以阻止病毒繁殖扩散的物质。有人拿这类物质做过试验。结果不能证实它有什么疗效。有些原应该懂得的科学家竟然也对他这种治艾滋病有方的自我吹嘘随声附和。因此，名声越来越大，连世界卫生组织也收到了立项试验研究的要求，不过却迄今仍无下文。
以上是迫切要求医治和预防艾滋病的有效良方的大致情况。而那些所谓的“回天良方”正是许多使这么些耗日费时，想方设法遏止席卷而来的艾滋病势头的非洲人的苦药。科契大言不惭之日，正是非洲老百姓和医务工作者开始感受这股势头的全面压力之时。他们就是要让西方人看看他们不愿意没完没了充当需要照顾、需要仰仗他人扶持和发明的孩提角色，他们能够培养出可以对医药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来的。然而，结果却是一个接一个的江湖骗子。艾滋病的出现招来了许多冒充良医的骗于。这些骗子在发达国家中可能比发展中国家还多。他们大多是富有的投机取巧分子，利用患者急于求生的心理，进行盘剥。他们搞的这场骗取名利的买卖，对于艾滋病的防治和患者毫无益处。
我和乔纳森遭遇到的诸如此类的对立，并不能阻碍我们在扎伊尔开展长期艾滋病研究项目的工作取得进展。在这方面，多亏一位名叫穆那姆比（Muyemhe）的医生的支持。穆那姆比是1976年和我们一起工作过的一个朋友。后来1995年基奎特（Kikwit）地方埃波拉病毒猖撅时，他深获众望，公认是扎伊尔当局的首席发言人。他历经人类苦难，总能保持乐观开朗的性情。他斗争的矛头所向远不止传染性疾病本身。迫于环境，他得施展混身解数，对付种种派系闹事、政府纠葛、暴力事件和解决日益腐化的基础组织问题。他作为一名传染性疾病专家出任金沙萨唯一的一所医学院的校长。实际上，扎伊尔有些重要的医药方面的职务，穆那姆比并没有担任过。他担任校长期间，正是“西达”项目初创阶段，他的财政十分桔据，连办公用纸也买不起，更不用说满足学生的需要了。无论困难多大，他从不畏缩。1976年埃波拉病毒泛滥，他坚守岗位；7年后艾滋病蔓延扎伊尔全境，他仍坚定岗位。后来基奎特又爆发埃波拉病毒，他还是坚持在那里。他所作的奉献是一座座丰碑。他艰苦卓绝，坚忍不拔，堪与超人毗美。穆那姆比热心竭尽所能为他的人民作出奉献。他曾花数月时间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实验室里学习出血热血清诊断技术。他希望返回金沙萨后能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进行试验。可悲的是，从来没有足够的经费使他的实验室保持运作。说来伤心，连稳定供电都保证不了。没有了电，试剂等于废品一堆。也许可以这么说，如果有钱的话，1995年6月埃波拉病毒袭来时，扎伊尔基奎特地区300人丧生的局面完全可以避免。
我和乔纳森需要马上着手解决好几个问题。至关重要的一项是为“西达”项目主要基地择扯。可是众说纷坛，各有看法，都想挤进艾滋病研究项目中来。大家知道这意味着有拨款，培训和晋升的可能。这些机会制造了强列竞争环境，毫不足怪。因为这些筹码是实实在在的。许多国家一一比利时、法国、英国、加拿大，还有美国等国家的科学家都正动员起来投身于该疾病的研究。人人誓拔头筹的精神状态，主宰了一切，管它是为了献身的事业、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得失，都一样，喝采捧场也好，一笔笔到位的款子也好，反正，五花八门，好不热闹。而我们从中确确实实增长了惊人的见识，像病毒是如何构成的，人又是怎样能具备变色龙一般的本领，千变万化，避免察觉，顶住打击，从而达到玩弄人类免疫系统以及免疫学者们的目的等等，等等。而这种竞争虽说发动了全世界众多的研究人员一致对付艾滋病、寻求治疗方剂，却也破坏了同行之间的友谊，滋生了对立积怨、互相攻仟、争论不休的弊端。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ePasteur）和美国的全国卫生研究所苦苦争吵，就是为了要争个明白，究竟是哪一家发现艾滋病病毒的。艾滋病成为公共注意力焦点后科学家之间四分五裂，臭名昭彰，莫此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