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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莱尔·康拉德（1yle Conrad），他是流行病研究项目办公室外地工作服务部主任。莱尔有一张宽阔的、带着笑容的脸和凌乱的灰色胡子，使我想起了阿门宗派中的农民，我猜想莱尔能吃苦耐劳的特点是在南科达他州农村的严冬里锻炼出来的。甚至在“疾病控制中心”呆过时间不长的任何一位流行病学家都知道莱尔。他1969年参加过尼日利亚最早的对拉沙热的调查，因此懂得情况的紧迫性。我问他是否能找一个合格的人与我同去，这是一个要付出极大代价的任务：他或她得适应性强，有冒险精神、愿意忍受原始的、可能是危险的条件。这个人还要能马上启程。
我认识莱尔·康拉德已经多年。他的马厩里总有一匹马，需要赛马的时候就用它。他还有超人的本领，能使别人干他想要干的事情。莱尔和我都很清楚，如果我们挑选的人未经好好审查，后果不堪设想。1976年，一位E1S（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去扎伊尔，中途经过大西洋时，认为出血热不是他的专长，就回去了。他有权这样做，因为合同中没有要求他与像埃波拉那样的热病毒的发生作斗争。他拖了这么久才把疑虑告诉我们，这真是太糟糕了。另外。我需要一个人接替我，主持由我在几内亚组织的对该国全国拉沙热情况的调查工作。我要求“疾病控制中心”给找一位会说法语的人。他们派来了一个资历不到两年的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我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卫生部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这位新招来的人。他穿着一件T恤衫、一条皮短裤和一双长统靴，腰带上还挂着一把大刀。我穿着我通常穿的短袖衬衣，可能系了一条领带。他原来是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么他念的书太多，要么家庭里有政治怪僻，因为我后来知道他的姐姐在伦敦为托洛茨基运动工作，几内亚当时正由一个假冒的共产主义政权领导。这个政权煞费苦心才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得到发展——是西非发展最慢的国家。这的确说明一些问题。我新招来的这个人一定以为他已经死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天堂。衣冠楚楚、打着领带的卫生部长看了眼他的打扮，问他是打算去打仗还是去村子里工作。显然，思想的纯洁不能代替能力。或许那就是他的服装风格。调查大约进行了一半时，政府让他离开那个国家，由几内亚人自己完成了这项工作。
我们没有时间和财力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要确信我们找到的是一位认真负责的人。莱尔没有使我们失望。
他用明显的中西部口音说：“乔，我刚为你找到了一个小伙子，他是个无所畏惧的登山员，他一定会做出成绩。他的名字叫罗伊·巴伦（Roy Baron）。他一直在做免疫工作。”
我想要他攀登的唯一山峰是在脑子里。但听起来他很不错，——直到莱尔又说：“顺便说一句，他也从来没有出过国，好好照顾他。”
后来知道，他也从未参加过任何一项重要调查。根据流行病情报所的最重要的传统，他将在前进中积累经验，边干边学。无论怎么说，他得到了莱尔的认可，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我们的头一件事就是要收集我们可能需要的设备和供应品。当我们要到偏远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时，我们在特殊病源体分部有一个秘密武器：海伦·恩格尔曼（HelenEngleman）。她是一个肩膀宽宽的、敦实的、仪表堂堂的女人，能使许多技术人员见而生畏。她到“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之前，曾在海军陆战队工作。海伦坐在转椅上主持她的工作，转椅就在电话机和一堆记满了只有她自己懂得的符号和数字的分类表的旁边。她的办公室里弥漫着烟雾，她的烟灰缸总是满满的。海伦深沉的男低音嗓音宏亮，隆隆作响。这种声音能引起每个人的注意，包括她的司。你触怒她时，是自讨没趣。
海伦是一位令难以置信的细致的组织者。她往床脚柜里塞的东西比许多人往小运货汽车里装的东西还要多。除了为我们准备的显而易见的一些装备——针、注射器、试剂、显微镜玻璃片，抽样瓶一一她一定还会准备在非洲临时生活所要的必需品、管道带、记号笔、纸张、钢笔和铅笔。海伦把我们所有的随身用具都塞进了两个板条箱里。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没有带，那就是可折叠的野外实验室。扎伊尔第一次爆发埃波拉时我曾使用过。我们现在对这些病毒已经很了解了，认识到主要危险来自注射，而不是气体中的浮质的传播。因此，笨重的手套式工作箱是一个累赘，要不是明确规定非带不可的话，我们可以像在塞拉利昂进行拉沙项目时一样，就在敞开的工作台上工作。利用基本预防措施防止感染。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竟忘了带手电筒，我们天真地以为可以在任何地方弄到一个。我们本应该有先见之明。
我们又一次没有时间取得去苏丹的签证，所以当我们抵达日内瓦时，世界卫生组织给了我们联合国的护照和签证。罗伊和我赶上了星期五下午去纽约的航班，联系了从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到日内瓦的航班。我最耽心的是怕在沿途哪个地方丢掉了行李，把我们留在苏丹中邹，除了背上背的外，没有供应品，没有换洗衣服。我们是幸运的，或者无论怎么说似乎是幸运的。我们在路上没有丢失行李，还莫名其妙地被航空公司安排在头等舱，给了我们一顿美餐，这可能是我在飞机上所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
但是我们两人都感觉难以享用这么好的饭菜。这也许是最后的晚餐。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日内瓦一出海关，就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直奔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听取情况介绍。我们只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了。去喀土穆的瑞士航班下午就要起飞，因此我们必须在三点钟回到机场，赶这一趟航班。联合国的一些大楼巍峨壮观，座落在一个大公园里的一片精心养护的草地上。出租汽车经过一连串白色的办公大楼，最后到达了尽头，我们在这儿下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使参观者感到是一座十分拥挤的房子，没完没了的过道和自动扶梯。这是一个能使人在里面迷失几天走不出来的地方。我们到了四楼，那里是传染病部。病毒组的组长保罗·布雷斯（Paul Bres）和他的助手法克里·阿萨德（Fakhky Assad）在那里欢迎我们。这两人非常不一样。保罗是地道的法国人，法克里则是地道的埃及人。保罗沉静、稳重，而法克里则热情奔放，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与保罗会见，但已久闻大名。1976年他和一个小组去过苏丹，但我想他没有到过恩扎拉。不过，他的职位使他了解我们为何而来。他50多岁，灰发修剪得很短，穿着保守，有优越感，很像一位法国陆军在海外服过役的前上校。他一生专门从事节肢动物传染病毒——由节肢动物传播的病毒——的研究，特别是黄热病。这一专业使他跑遍了西非，在他的专业旅行中，确实参与了尼日利亚对拉沙病毒最早的搜寻工作。他把自己恰当地看做是法国在热带医学实践方面留下的遗产的继承人。但是，像大多数传统一样，他也有其弱点。他的模式是军事化的，因此没有大多的灵活性，甚至在最需要灵活的地方也不灵活，但这不等于说他缺乏某种力量。专制的模式能保证把调查研究组织得格外好。在这方面，不幸的是法国当时没有派人去苏丹。
与保罗相比，阿萨德是一个圆胖的、爱喧闹的人，一头波浪式的浓密的灰白头发，很有幽默感。他的笑声可以用里克特震级来测量。他的秘书琼（June）后来告诉我们，凭他在过道里能产生回响的笑声她就知道他在哪里。他总是乐于助人，非常好奇。他渴望学习，这使得他与保罗明显不同。保罗表现出好像没有他不知道的事。他们的区别还表现在他们的穿着上：保罗喜欢色彩暗淡的服装，而法克里的衣着则像是万圣节前夕穿的衣服。他最爱穿耀眼的钻色衬衣，系一条同样引人注目的围巾而不是领带。法克里在与我共事的人中是令人最愉快、最善良的一个。在世界卫生组织中，他会继续大力促进对出血热的研究。因为以前我们彼此都没有在一起共过事，因此我们小心翼翼地彼此绕了一会弯子。保罗和法克里开始讲到那时为止他们所听到的情况。园为我对恩扎拉地区了解，他们要我讲讲对这个地方的看法。
我说：“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很可能看到许多很分散的病例，这对诊断、检疫或防止病毒扩散没有什么帮助，或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