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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需要血。自然，阿布社尔会提供自己的血，但他的血型不对，他是O型阳性，而她是B型阳性。在潘古玛或塞拉利昂其他地方都没有为此建立的血库。要得到血，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位血型相同的、愿意输血的亲戚或朋友，或者找一位愿意献血的陌生入。当阿布杜尔和卡蒂阿图为了发财来到钻石矿时，他们离开了他们大家庭的大多数成员，但他在潘古玛有许多熟人。所以他立即匆匆去找他的朋友。他想，至少会有一个人与她的血型相同，愿意为他垂死的妻子输血。他找了三小时，后来才找到一位自认为可能是B型血的朋友。他们一起回到医院检查他的血型，如果一切顺利，就可安排输血。
但现在，卡蒂阿图已完全昏迷，严重休克，休克时，血压非常低，以致无法测到。发生这种情况时，脑子和肾脏得不到充分供氧，结果它们都开始失去功能，同时卡蒂阿图在继续出血，虽然血流得慢，量也不特别大，但它在不断增多。助产士已听不见胎儿的心音。
助产士认为这时该去请医院院长爱尔兰修女艾琳（Eileen）了。修女艾琳很快作出决定。她们必须立即引产。婴儿也许已经死了，但除非她们把他弄出来，否则母亲也必死无疑。她们唯一的希望是他们能及时地帮助产下婴儿。所以修女艾琳叫护士们开始给卡蒂阿图输液，当阿布杜尔带着新鲜血液回来时，就马上给她输血。
为了引产，护士为她注射了催产素，然后将卡蒂阿图匆匆送进了产房，以便能更好地观察她的病情。为了将她的血压升高，又给她输了液。输液使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助产士惊恐地看到卡蒂阿图的嘴唇开始发青。
阿布杜尔上气不接下气地拿着一袋他朋友刚输完的血出现在产房。很快对血液进行了检查以确定血型是否相符。必须抓紧时间。现在孪缩正在加快。产房内没有人谈论失去的孩子，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孩子已经死了。不幸中的万幸，卡蒂阿图还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
胎儿出来了，混身是带着血的羊水。小东西是灰色的，一动也不动。护士们迅速把他包在一块布里，然后又赶忙照看母亲。助产士大专心了，以致在接生死婴时竟忘了戴手套。
过了一小时，卡蒂阿图的体温急剧下降，现在是华氏95度。她的呼吸在加快，嘴唇仍是青的，手脚比以前更冷了。助产士注意到卡蒂阿图的手和手臂有些抽动。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几分钟后，她全身几次抽搐。她呼吸困难，当她大口大口吸气时，她大声咕嗜着。
卡蒂阿图无法长期挣扎下去，她已经没有力气了。疼痛未能征服她，但发烧和分娩的过度紧张使她难以支撑下去。她现在已经休克，心脏衰竭。她的身体逐渐僵直。她叹息了几下，磨难过去了。护士用床单慢慢蒙在她的身上，疲备不堪地离开了产房。
该由助产士把这一消息告诉阿布社拉。
他无法接受这一死讯。他怎么能接受呢？
这真的是真主的旨意吗？他曾经相信把妻子交给白人医生后，她就会得救。此外，他还付了一大笔钱。但是，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怎样，她死了。根据伊斯兰教的习俗，现在他要花更多的钱把她的尸体带回通戈矿区，在日落之前进行安葬，他怎样安顿他的两个小女儿呢？他的父母没有住在塞拉利昂，所以不能照顾她们。没有人为她们做饭，没有人提水。没有人能像卡蒂阿图那样高兴地把家务做好。他感到凄凉和迷惑，感到非常孤独。他想，也许该回到邻近的几内亚的家里，但是一旦回去了，他干什么呢？那里没有工作。对像他那样既不会读又不会写的人来说，他将一无所有。
迈克尔·普赖斯（MichaeI Price）是来自英国的一位普通医生，1985年来到塞格布韦马医院工作，原因之一是他渴望冒险，另一个原因是宗教信仰，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感到应该为人类服务。迈克尔是一个安静的、自省的人。在诊所、在手术室或在产房，工作都很在行。最近他感到沮丧。无论怎么努力，他总在失去像卡蒂阿图这样的病人。他想知道，为什么拉沙热要这样狠毒地摧残孕妇。他对这种病能够做些什么？他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他证实，怀孕期间受拉沙病感染的妇女，他们怀的胎儿十个有九个会死在子宫内。我们也知道胎盘是病毒生长的工厂。实际上，“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已经表明，受到感染的母亲的胎盘是拉沙病毒最集中的的地方。根据这些发现，迈克尔决定对他碰到的每一例浓毒性流产（妇女因发烧引起的流产），都要进行试验，看是否患有拉沙热。他还研究了一系列过去怀孕晚期发烧的病例以及胎儿非自然死亡或是人工流产的病例。
研究资料令人吃惊。一个个被诊断为受到细菌感染或患有虐疾或伤寒的病人，结果都患有拉沙热，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但带来的问题却更大。迈克尔加倍努力，他给每个孕妇以极好的妇科方面的照顾，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如果一位妇女自然流产，他会把她带到手术室，把子宫弄干净，并进行止血。他甚至为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剖腹产。他非常清楚他所经历的风险，因此总是要戴两副手套。
我们对迈克尔收集的资料感到惊讶。在怀孕的前6个月，患拉沙热的妇女与没有怀孕的拉沙热病人的情况一样。她们当中许多人会失去婴儿，但她们自己通常能存活下来。只有在她们怀孕的晚期，大约在怀孕26至28周以后，情况才会有根大变化，那时，几乎所有的婴儿都会死亡，而且更多的母亲也会死亡。迈克尔对72名妇女进行了研究，几乎每一病例中，婴儿都不能成活一这并不令人奇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母亲生下了孩子（不论是自然流产或是人工流产），她的存活机会比胎儿留在体内时要大得多。
人们对这些可能性没有不同意见。胎儿存活的机会不到百分之十，但取出胎儿后，妇女的存活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对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引产以挽救她的生命，这很快成了标准做法，特别是考虑到婴儿通常不可能成活。也有少数例外。在有些病例中，迈克尔对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了剖腹产手术，有时候还设法挽救了婴儿。治疗的进展如此显著，如果卡蒂阿图晚病三年，并由迈克尔对她进行治疗，她至少有机会活着走出医院。
重访恩扎拉
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年后，1979年7月晚些时候，我回到了亚特兰大，准备回“疾病控制中心”工作，并在亚特兰大享受家庭生活之乐。但没有机会。我很快听到可能是埃波拉再次爆发的消息。我们是通过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得知有关这一流行病的消息的。对于具体情况只有一星半点的信息。我们所知道的是它又包括了恩扎拉。就是这个恩扎拉在1976年出现了埃波拉，也是为了这个恩扎拉，我曾从扎伊尔对它进行了史诗般的旅行。附近一个名叫延比奥的城镇也受到波及。我们听说有几个病人已经死亡。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无人知晓。首都喀土穆的苏丹政府远在恩扎拉的北边，它再次实施了强行隔离施，禁止到这一地区旅行。显然，除了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难外，它还进一步限制了信息，因为喀土穆已实行了全部禁运，控制货物出入传染区。
根据以前我们对这一致命的、暴发性的疾病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反应。这意味着在接到世界卫生组织通知后的24小时内，我们的小组一定得起飞。幸运的是我们在星期四晚上接到了电话，让我们星期五傍晚准备飞往日内瓦。那样我们就有时间在星期六早晨会见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事。但首先，我们有几个间题要解决，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确定我们到底要到哪儿去。我们有一张绘制得不好的有关这一偏远地区的旧地图，我们掸去了上面的灰尘，并试图确定延比奥在恩扎拉的哪个部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最有经验的人员刚刚去了约翰内斯堡，这使我们的问题复杂化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正在参加一个重要的有关出血热的会议，就剩下我们少数几个人：我和我能招募到的能够参加这一小组的其他人。
我找到了莱尔·康拉德（1yle Conrad），他是流行病研究项目办公室外地工作服务部主任。莱尔有一张宽阔的、带着笑容的脸和凌乱的灰色胡子，使我想起了阿门宗派中的农民，我猜想莱尔能吃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