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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个“西山老大”算不了什么，一个电话，火葬场就来人抬走尸体，一烧了之。计三猛在回忆这件事时说：“至今，也无人问起过这件事、这个人，也不知道‘西山老大’是罪有应得，还是冤魂屈鬼。红卫兵判处他的全部依据是居委会的小报告，那个时代，那种小报告，又有多少可靠性呢？”
可悲的是，对那些参预制造暴行的多数人来说，暴行在他们心中并不是“恶”，而是一种合乎革命道德的“美”，是体现革命性的最好手段。而当时所有的宣传机器和中央文革要员面对这些血腥的事实时，总是异口同声地赞道：“好得很！”那些明目张胆的杀人，他们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据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文件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数据，1966年8、9月间的40天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
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的事例。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谢富治在讲话中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四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8月27日，红卫兵在大兴县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
一方面打人杀人，一方面谣言四起：打人杀人这事，“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也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有妖言蛊惑人心，批斗、打人、杀人之风愈演愈烈。由斗打表现不好的个别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消灭十几个，再发展到乱杀家属和一般有问题的从，最后发展到杀尽全家！
从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时间，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满门抄斩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
“红色恐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恐怖”！
镀金的天空飘满死者弯曲的倒影……
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些一辈子孤傲清高的知识分子尤其倒霉。一方面，他们白天得接受拳脚交加的批斗；另一方面，他们夜晚还得接受来自内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审判——那是一场不亚于白天批斗场面的痛苦折磨。
与其活着遭受非人的凌辱，不如一死了之。
于是不少人选择了死。自杀，成了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
在这样的时候，死是美丽的。
在这样的时候，他们用生命向人类敲响了声声警钟。
有权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时，提出了其中的三大特征：
一是超高百分比，自杀创下了骇人听闻的新记录；
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杀者几乎遍布一切党派、团体、职业、年龄和职位；
三是自杀者中，集中了一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当我们写下那些自杀者的名字时，内心里不能不对他们肃然起敬：邓拓、李立三、阎红彦、老舍、吴晗、翦伯赞、傅雷、以群、闻捷、海默、上官云珠、筱白玉霜、容国团……
1966年8月23日，一个狰狞的日子。
事实上，著名作家老舍的人生悲剧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首先是病魔袭击，入夏以来，老舍身体便感觉不适，一天夜里突然大吐血，总量竟有半痰盂，他当即被送往北京医院。住院半月，出院时，医生嘱咐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老舍却急着要上班参加文化大革命。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老舍加速度地走向了他生命的终点。
这天，红卫兵破四旧，冲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烧戏装烧道具，并且还揪出几个“黑帮”要带走参加批斗。身为市文联主席的老舍看见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都被点了名，便主动地站了出来。没想到他的正直，恰恰要了他的命。当时有人认出了他，大声叫喊：“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是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
红卫兵勒令“黑帮”们在熊熊燃烧的戏装道具周围跪成一圈，用木刀朝他们身上、头上砍杀。突然，一个红卫兵喊了一声：“这老东西的头破了，流血了，他妈的太嫩！”这个流血了的“老东西”就是老舍。鲜血从他的头顶上一串串沁出，顺着他的额角和脸颊，流进了衣领遮掩下的脖子里……。
老舍没有揩去额角上的血迹，他的脸色煞白，眼睛在镜片后闪动着异样的光。
批斗完毕后，老舍被接回市文联机关，继续接受数百名红卫兵的审讯。皮带、拳头、皮靴和雨点般密集的唾沫打向老舍。红卫兵向老舍提出了几个挑衅性的问题，老舍冷静地作了回答。然而，这些冷静的、捍卫人的尊严的回答，似乎更加激怒了红卫兵，招致来的是更残酷的肉体折磨。
老舍明白了：他的任何回答都是无用的。除非他象狗一样趴在地上，任人拳打脚踢。可是老舍的骨气使他注定了不会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不再低头，不再说话，也不再举手中的牌子。
“低头，举起牌子来！”红卫兵冲他喊道。
老舍使足了残存身内的微弱气力，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扔在地上。他完全清楚这一掷意味着什么。牌子碰到他面前的一个女红卫兵身体后落在了地上。
红卫兵们沸腾了。老舍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扭送到派出所。尔后，尾随而来的红卫兵在派出所里轮番殴打这位老人，直到深夜。
凌晨，老舍被放回家。离开派出所前，他被通知，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报到。
他却到另一个地方报到去了。25日凌晨，老舍的尸体被人在太平湖边发现，他被打捞起来，放在湖边。一位好心的人实在看不下去，找了张破席，掩盖在他的尸体上。
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说，8月24日，这位老人在这里坐了一整天，从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老人像一尊泥塑，几乎没挪窝。估计，老舍悲剧最后落幕的时间是在午夜。
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选》中，共约500万字。傅雷的一生，是在书斋中度过的。
这样一个终生以事业为唯一追求的知识分子，也难逃脱残酷的政治斗争，在中国屡遭厄运。1957年，傅雷被划右派，从此，他更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门前冷落鞍马稀”。
傅雷成了右派分子，灾难波及到他的正在波兰留学的长子傅聪。在留学生中，右派分子之子傅聪理所当然成了批判对象，有一度，还被召回国内写检查。1958年12月，傅聪留学毕业，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
对于这段往事，傅聪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录中说出了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国内参加反右整风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出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这是双重的悲剧。一方面，傅聪作为中国之子，对祖国已绝望，挥泪忍走异国他乡；另一方面，爱子的出走，对傅雷来说犹如五雷轰顶，傅雷苦恼至极。
1961年9月30日，报上终于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看到报上的消息后，一直呆在书斋里的傅雷说了句并不感恩的话：“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1966年，文革风暴又起。
8月30日，夜晚11点多钟，傅家大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中间还夹杂着粗野的踢门声。
来人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他们平时所学的那些典雅的音符，变成了急风暴雨般的打击乐。
长达四天四夜的大抄家开始了。
傅雷爱花，夜间曾叫夫人朱梅馥打着手电筒，在小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这一细节被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群众发现了，认为他们是在埋变天帐，于是红卫兵挖地三尺，小花园里盛开的月季和玫瑰，全被连根拔掉。
傅雷家书成了重点搜查目标。红卫兵原以为信上写的会是“叛国勾当”，谁知他们父子在纸上互相倾诉爱国之情，发表对艺术的真知灼见。红卫兵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