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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承受了不可思议的苦难与牺牲。
张承志在这部书中写道：
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感到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
我找到了。
这种充满激情的文字使那些当过红卫兵的读者激动不已。理想主义曾经使他们迷乱，使他们吃了大亏，但是他们最终并没有放弃理想主义的大旗。他们似乎知道，理想主义是他们在苦难的历史中幸存下来的一点希望之光。
他们继续前行了。当年英姿飒爽的年轻身影，如今差不多显出了老态龙钟，这有些沉重苍凉的味道，但是他们毕竟继续前行了。
更为悲哀的是并非所有红卫兵都能够活下来继续前行。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为井冈山大串连二十周年写下的祭文《历史深思录》中，叙述了一个叫林金凤的广州女红卫兵死于脑膜炎后安葬的情景：
有几百名红卫兵送葬。大多数都是相互陌生的，第一次走到一起，犹如前面的几十面旗帜，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西安、武汉、成都、杭州、南昌等祖国各地的长征队的旗帜，第一次汇合在一起。
肃穆，悲哀，迷惘。只有北风拍打旗帜的声音，强悍、尖厉，让人感到它们随时有可能会被撕开，或者被折断；只有几百双脚踩在满是冻雪的土地上的声音，“咔嚓”，“咔嚓”……洁白的晶体顷刻间化为一滩污水，像是雪在呻吟。
沿途，不断有年纪大些的红卫兵加进送葬的行列。而年纪小些的，伫立在原地，眼睛里充溢着不安与惊恐，似乎那抬在四个老表肩上的不是一口白木棺材，而是他们的明天……
悲怆凄凉的文字让人眼眶潮湿。但是和后来数以万计的红卫兵死难者相比，这个广州藉女红卫兵应该算是幸运的，她的死毕竟激起了那么多同情和怜悯，毕竟还有那么多红卫兵战友为她送葬。
“文革”的武斗期间，武汉一位十七岁的女红卫兵和她的十几个战友被包围在一幢五层楼房里，女红卫兵咬咬牙，冲上楼顶，迎风挥舞那面布满弹孔的战旗，在那一刻，她也许想到了狼牙山五壮士，舞着，舞着，她忽然扔掉战旗，毅然来到楼顶边缘，甚至来不及整理一下身上的旧军装，便高呼着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口号“毛主席万岁”从楼顶上跳下去了。这位女红卫兵死得不明不白，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当时，对方一派同样也是十七八岁的红卫兵们为了煽起更疯狂的仇恨进攻大楼，便利用女红卫兵的尸体作道具，演习射击瞄准，一阵乱枪扫射，女红卫兵的尸体上千疮百孔。第二天，女红卫兵这一派的增援队伍来了，同样用女红卫兵的尸体作道具，搞了场声势浩大的抬尸游行。那确实是一个悲惨的场面：女红卫兵的尸体上覆盖着一面五星红旗，由几名壮汉抬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成千上万的示威游行者紧随其后，默默行走着，不时爆发出尖厉刺耳的枪声——那是纠察队员们在朝天上放枪。游行结束后，女红卫兵被埋进了烈士陵园。然而，不久这位女红卫兵的尸骨就被勒令从烈士陵园挖出来了。理由再充足不过：武斗中死掉的反革命暴徒怎么能同革命烈士埋在一起？如此作法，简直是反动透顶了。活着的红卫兵遭殃，女红卫兵的尸体也跟着遭殃。
在重庆，在桂林，在济南，在西安……这样的挖红卫兵尸骨的情景相当普遍地一次次上演。历史总是开着一些辛酸的玩笑。有那么一阵，荷裔美国人房龙的《宽容》一书走俏中国，各种场合，中国人言必谈宽容，仿佛中国历来是一个最谈宽容的礼仪之邦。然而连十七八岁的红卫兵的尸骨都不能宽容，人们有理由怀疑：侈谈“宽容”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仅是一种美丽的谎言。
历史早已为红卫兵运动划上了句号。当年的红卫兵曾经是时代风云人物，他们以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和斗士自居，雄赳赳开始了人生之旅，多少年后，他们一个个遍体鳞伤，心中残存的最后一点骄傲被冤屈和自卑层层包裹，灰溜溜地从乡村返回都市。
都市已经变得陌生。历史站到了另一个起跑线上。当年的红卫兵们，竟有好长时间苦闷徘徊，久久找不准自己的位置。
比他们年长的第二代人，不屑于去听他们的那点苦难。第二代人自身遭遇的苦难多着呢！比他们年轻的第四代人，听他们的故事犹如听天方夜谭，目光中流露出的是疑惑和难于理解。一位二十多岁的研究生说：“他们把自己的苦难夸张到了极点，露出身上的伤疤当勋章，这是一种虚伪的眩耀，是失败了的一代人的变态自尊。”
面对后来者的指责，当年的红卫兵们宽容地一笑。无数次的苦难磨炼使他们学会了平静，经历过大风大浪，生活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激起他们心中的大悲大喜了。
萧然回首来路，这个命，他们认了。
认这个命得要有勇气。同时，认这个命，也不只是意味着向命运屈服和妥协。在他们心中，始终燃烧着一粒不熄灭的火种——理想主义。
“文革”已经漂泊成炼狱般惨淡的风景，经历过炼狱冶炼锻打的红卫兵，那些从苦难中挣扎出来的人们，让我们回顾一下痛苦的过去吧，让我们牢记耻辱，让我们时刻提防新的灾难在新的世纪里继续上演。
1—1、出事了！
地火地运行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年，人类史上一幕大悲剧上演在即。
当时，毛泽东并不这么主认为。他刚刚改定了一篇文章，情绪还有些激动。文章的标题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是毛泽东称作“红秀才”的姚文元。毛泽东曾经在小范围的一个圈子里讲过：《海瑞罢官》“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按照安排，毛泽东还要去出席一次外事活动。自从1965年秋天离开北京后，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露面。外界有许多关于他的谣传，有说生病的，也有说病危的，毛泽东有所耳闻后只是淡淡一笑，悠然自得地弹一弹手上的烟灰。他的神情镇定又自信，像一位同他见过面的外国元首所形容的：他看上去像一头海象，一切都显得高深莫测。
这次外事活动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他要在公开场合露一下面，让谣传不攻自破。他很不寻常地邀请了三四十名外国朋友到上海宾馆与他共同进餐，庆祝他的老朋友——美国左派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八十寿辰。
毛泽东和江青并排走进了上海宾馆的接待室。他仔细地观赏墙壁上的一幅竹雕，神情专注，旁若无人。欣赏够了，然后移到第二幅作品前，又走向第三幅作品。满屋子里的人全都站着，等他开口说话。
毛泽东走向已经准备好的午餐桌前，点燃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医生让我戒烟，可是我不听那一套，从未想到过戒烟。”说着他笑了笑，请在场的客人同他一起吸烟。果然，有人掏出了烟卷，气氛活跃了许多。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吸烟的人不多，就大声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派，放心大胆地抽好啦——真理有时候在少数派一边。”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毛泽东的语言很独特，他擅长穷经据典，常常使他的听众如入云山雾海，不知所措。嬉笑怒骂皆文章，是真名士自风流，即使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用语，毛泽东也保持他独往独来的风格。
在场的外国客人中有不少是他的老朋友，对毛泽东独特的语言表述方式很熟悉了。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在极力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朋友斯特朗面前，毛泽东对越南战争只字不提，他所谈到的所有国际问题，矛头全部指向苏联。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的头号敌人已经由“美帝”变成了“苏修”。1965年秋，毛泽东刚到上海不久，就写了一首辞锋犀利的诗词：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不须放屁，
试看天翻地覆。“
毛泽东的愤怒虽然融于嘻戏之中，但仍能清楚地体会得到。
毛泽东对苏联的怨恨由来已久。有这么一件事：1964年月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位，11月，以周恩来、贺龙为正副团长的中共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7击年的庆祝活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