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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自认为找到了这种形式，毛泽东高兴得不得了。大串连，红卫兵四处点火，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终于成迅猛燃烧之势，这更使毛泽东感觉到兴奋。
早在大串连开始之前，一次讲到西安交大工作组限制学生打电话、电报、上京告状时，毛泽东就说：“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在后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
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才敢讲，也只有毛泽东才能讲，毛泽东有不同常人的气魄，他曾经说：“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红卫兵要学习毛泽东，让天下大乱，让历史乱得斑驳陆离。
数以千万人计的红卫兵奔走在千山万水间，蔚为古今奇观。同时，北京的红卫兵纷纷南下，散布文化大革命的火种。这些最早发起红卫兵运动的先锋，因为得天时地利之便，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听得最多，领会最深，他们的大串连也就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
每到一地，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贴大字报，搭辩论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谁？当然是批判当地的“黑省委”、“黑市委”。他们颐指气使的“天生革命家”派头使许多人不满，连当地揭竿而起造反的红卫兵也被他们的革命阵势吓住了，连代表一个省份的共产党最高层头头也能批斗？当地的红卫兵感到惊奇、疑惑和不理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向南下的北京红卫兵提出疑问，继而产生严重分歧。北京派出的红卫兵先后在各地受挫。
在武汉，湖北省掀起了抓“南下一小撮”的活动，当地群众、红卫兵在辩论台上与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展开激烈辩论，随之“革命”升温，北京南下的红卫兵被围攻、谩骂甚至被关押。
在上海，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受到昼夜围攻。
在贵阳，数万名当地革命群众对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层层包围。
……
但是，局势很快逆转，中央关于大串连的《通知》和中央文革首长们的讲话，给红卫兵串连者们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反过来号召当地革命群众对操纵围攻北京红卫兵的当地党政领导展开反攻。很快，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和当地另一部分红卫兵联合起来，形成极其浩大的声势。北京红卫兵犹如中国国内战争时期第二国际派来的“联络员”，他们人数不多，权力极大，能耐也极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操纵掌握着当地的运动势头。
11月4日，四川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期间，北京来四川点火的红卫兵驾到，造了省委的反，三级干部会议停开，延长到12月初才结束。到了12月底，北京红卫兵进驻西南局机关和四川省委，局、省委负责人被拉上街头轮番批斗。此时，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工作实际上已经中断。
12月初，北京聂元梓、蒯大富到南京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他们号召当地红卫兵“踢开党委闹革命”，“要炮打司令部，矛头对准省党委。”果然，南京市及江苏省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
除了批判之外，外出串连的北京红卫兵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一次次发誓，要把全国变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变成一片不掺任何杂质的红彤彤的汪洋大海。
这一想法最初是由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想出来的。红卫兵人人佩戴毛泽东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他们组织各地红卫兵，在数天之内，把全国各地大小街道的店铺门面、房屋墙壁统统涂上红色油漆，写上巨幅标语，连小胡同里的建筑物也不肯放过。在商店、住房等处，红卫兵号召革命群众用红纸剪辑各种忠于毛泽东的标志，贴上墙壁，大门也刷成了鲜红的颜色。在农村，则竖起一块块红色牌坊，书写毛主席语录。那些在破四旧中已经改名的工厂、商店、街道、学校，则一律都非得用红颜色书写不可。
“红海洋”开始泛滥，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其结果是形式主义盛行，造就和影响了当时以及后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社会风尚。宗教仪式般的“早请示晚汇报”出现了；红小兵扛着红缨枪拦在路口，要过路者背诵毛主席语录的镜头出现了；一尊尊毛泽东的巨幅塑像在城乡各地出现了……与此同时，一幕幕人间悲剧也重复出现了。一位教师写标语发生了笔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牢20年；一个农民因背不出毛主席语录，被绑押游街，他妻子因此投井自杀；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为把毛泽东画像上的灰尘掸掉，用手去扶那尊塑像的脖子，被说成“企图掐死伟大领袖”的恶魔，全家被押送下乡改造……。
虔诚的红卫兵，没有想到他们的狂热和迷误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如此恶劣的后果。走过了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泥泞的路途后，再回首当年的路，面对一枚枚青涩的果子，他们无言，只有痛苦在嚼啃心灵，使灵魂难于安宁。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有这么一段论述：“产生各国人民运动的，不是如史学家所想的权力，不是精神活动，也不是两者的结合，而是参与事件的一切人们的活动，并且他们总是这样的结合的，即：最直接参与事件的人，负的责任最小；反之亦然。”
在毛泽东要“天下大乱”的思想影响下，要那些当时才十七八岁的红卫兵先行先觉，能预见由于他们的过失造成的严重恶果，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正的。红卫兵大串连，甘洒一腔热血，他们此时此刻的行动是迷狂的，是不计后果的。
井冈山上，造反的第一颗火种，是由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点燃的。
9月的一天，井冈山大厦前，十几个红卫兵和数十位于此数的当地干部、群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
红卫兵一方的观点是：“炮打司令部！炮打井冈山管理局党委！”
与之对抗的观点是：“井冈山人不是阿斗，井冈山是文化大革命不需要外界插手！”
针锋相对，火药味甚浓。一边是外来红卫兵，是毛泽东呼唤出来造反的“孙猴子”；另一边是革命圣地井冈山的儿女，是从里红到外的无产阶级。双方都能从毛泽东的语录中找到杀伤力极强的武器。
“吃共产党的饭，穿共产党的衣，进共产党的学堂，现在倒跑到井冈山上来造共产党的反了！”显然，井冈山儿女们的生活节奏慢了半拍，他们似乎还不知道北京的造反形势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辩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愤怒的井冈山儿女情急之下，有人动手打人了。红卫兵揪出几个打手，周围更多的人群一拥而上，说是劝架，推推搡搡中不断有人向外地红卫兵暗送拳头。红卫兵跌跌撞撞后退。一场关于如何革命的争论演变成了街头地痞似的打斗。
井冈山造反的第一粒火种熄灭了。熄灭得窝囊，让人总觉得不甘心。接待站拒绝再留宿，当晚，这一行红卫兵只得怏怏下山。
11月，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再度上山。
这回情况不一样了。连毛泽东都在“炮打司令部”，井冈山党委岂有不许造反的道理？
在罗浮，红卫兵首次揪斗了山上的一批领导干部。
在茨坪，红卫兵直奔公安局：“你们打电话去学院调查我们的成分、表现，现在必须把黑材料交出来！”红卫兵听毛泽东的话起来造反，公安局却在背后整“黑材料”，企图“秋后算帐”，红卫兵们的气愤可想而知。他们抡起斧头，把文件柜、办公桌乱砸一气，木屑纷飞，纸张遍地。堂堂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造反的红卫兵面前，第一次丧失了威风。
在井冈山博物馆里，红卫兵在第一展厅的“八一起义”部分，涂写了“朱德是个大军阀”、“贺龙是土匪”、“陈毅是老机（机会主义）、老右”等字句；在第三展厅的一幅朱德毛泽东会师、成立红四军的巨型油画上，朱德的腿上被打了叉叉；在第四展厅红五军坚持井冈山斗争部分，张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