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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晚7时15分，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会见了前来祝贺《十六条》的首都革命群众。当满怀激情的群众看见毛泽东神话般出现在眼前时，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片刻后，他们“全身的血液沸腾了，千万双手尽力伸着，希望能碰一碰毛主席那神圣的身躯，更希望能同他握握手”。毛泽东连连说：“同志们好！同志们好！”他被群众簇拥着登上了接待站讲台上。
在讲台上，毛泽东操着地道的湖南腔大声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异样的颤音，在空气中颤动着。群众欢呼起来，像潮水般涌动着，激动万分。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毛主席会见革命群众》一文中，有这样的描写：
“许多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他们逢人就说：‘你们赶快来和我握手啊！我的手刚和毛主席握过的！’还有一些人随后赶来，他们说，能够走到毛主席刚刚同革命群众见面的地方，也是莫大的幸福啊！”
面对成千上万狂热的群众，毛泽东并不惊讶，这样的欢腾场面他已经习惯了。1958年以前，毛泽东是反对个人崇拜的，那时他对个人崇拜保持警惕，甚至有些厌恶。历史的记忆中，保存着一帧帧共和国领袖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鱼水相依的画面。可是1958年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在党内滋生、发展并向社会上蔓延。毛泽东也一改初衷，在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明显的倒退。在一次会议上他揣出了自己的看法：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毛泽东这番话，将领袖与真理划等号，貌似有理，实则不然。
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决定小小地利用一下群众的这种个人崇拜心理。在8月10日这天接见群众的大会上，毛泽东得到了一个启示：他在群众中有着意想不到的巨大威望，直接与群众见面并发出指示，可以迅速掀起运动的高潮。于是他决定多利用这种公开接见的形式，来组织千百万文化大革命的大军。
不久，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先后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神圣大检阅
1966年8月18日，是千百万红卫兵难忘的一个日子，也是他们政治生活中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
午夜刚过不久，北京城便苏醒过来。街上响起了红卫兵的笑声、歌声和呼喊声。在中央文革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一辆辆军车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们从各个招待所运到天安门广场，在那里，有组织严密的首都红卫兵将他们安排在指定的区域。
广场上的排列是精心安排的。金水桥两侧由5000名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组成的人墙；在他们前面是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警戒线；警戒线之外，分别是北京东城西城区的80万红卫兵方队；再往后，才是那些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检阅的外省红卫兵。而天安门城楼两侧的观礼台上，是1500名红卫兵的精英，他们大多数来自清华、北大、北航、清华附中、25中、八一中学等这样的名头甚响亮的高、中等学府。
红卫兵们每人手里握着红宝书，臂上戴着鲜艳夺目的红卫兵袖章。大片大片的红色燃烧着，照耀着他们，炽烤着他们。
天安门广场上，各种标语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毛主席万岁！”、“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为实现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伟大号召而努力奋斗！”……。
东方破晓，人群像蚂蚁一样聚集拢来，并向东西长安街两头溢出，上百万颗年轻的人头拥护着，攒动着，把整个广场附近挤得水泄不通。期盼与等待的喧闹声如决堤而出的黄河之水，浩浩荡荡，汹涌奔腾。
上午7点30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从数十个高音嗽叭里响起；陡地绷紧了百万红卫兵们的神经。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特大喜事啊。这时，广场上的百万红卫兵屏住呼吸，目光集中到一个方向，心中只有一个声音在回荡：毛主席就要来了，毛主席就要来了……
红卫兵中出现了骚动。人群沸腾起来了，有的尽力踮起脚尖，有的拼尽全力往前挤，一个女红卫兵用尖厉的嗓音喊了声“毛主席万岁！”顷刻间，天安门广场地动山摇，震天撼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久久回荡。
在一个女红卫兵的陪伴下，毛泽东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出现在红卫兵们眼前，他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广场上的红卫兵招手致意。
毛泽东穿着绿军装，无非是向中央高层显示他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革资产阶级的命，大不了我再上一次井冈山。”毛泽东以72岁高龄要重上井冈山打游击，不过是一句气话，但是中央高层的领导谁也不敢怠慢他。这一天，几乎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全都穿上了绿军装，林彪的夫人叶群因为没能穿上绿军装，满腹怨气，她把警卫处处长叫到跟前说：“你看，别的军委副主席今天都穿军装，就贺龙跟我过不去，昨天还特别通知了一回，他还是不送军装过来。”穿军装，成了一种特殊的殊荣，也成了是否紧跟毛泽东的一块试金石。
在大会进行中，北师大女子附中的红卫兵方阵里神情更加紧张专注。这些十六七岁的女红卫兵们密谋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旦实现，全国全世界都将对红卫兵刮目相看。毛泽东走过了金水桥，走到了人群中，高三年级的女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一摔羊角辫，正一正绿色军装上的领子，拉一拉军装下摆，冲出队伍一路向毛泽东小跑过去。
宋彬彬用激动发抖的手向毛泽东献上一只标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章，毛泽东左臂往上抬，让为名女红卫兵把红卫兵的袖章往他胳膊上戴。毛泽东始终微笑地看着这一切，并同她握手，此时，毛泽东感觉到女红卫兵的手微微抖颤着，是太紧张太兴奋了。
毛泽东笑着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宋彬彬激动万分地回答：“叫宋彬彬。”
“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
“是。”
毛泽东笑了笑，说：“要武嘛。”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了！”广场上的红卫兵们迅速传送着这一消息，相互热情拥抱，使劲地拍手庆贺，刚刚擦去的喜悦的眼泪，再一次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红卫兵们纵情高呼：“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红卫兵的红司令。”
毛泽东明白他接受这只红卫兵袖章意味着什么。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当上了红卫兵的“红司令”，是出于要“天下大乱”的需要。但是，他也许还没有仔细想过，一旦“天下大乱”之后，再进行“天下大治”，这些红卫兵将会变成什么？
——阴沟盖上的几个烟头。
——人行道上一堆嚼尽了汁液的甘蔗屑。
——扔在路边的谁都可以踢上一脚的打狗棒。
——甚至是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遭人唾骂的恶魔。
红卫兵的悲剧性命运，事实上从它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而历史总是在人们回首往事时才显现出其真实的一面。
在封闭禁锢了的中国，在被冲天豪情冲击得疯狂了的中国人中间，谁都不会——也不可能去关注我们这颗星球上同时还在发生着什么。
1966年，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同时，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一座宏伟的、具有佛罗伦萨古典建筑风格的教堂里，闪动着一片昏暗的烛光。徐缓的钟声飘荡着，赞美诗的乐曲低沉地响起来，使人想到庄严肃穆的天国。
教皇保罗六世戴着镶有金刚钻石、缀有几束金色流苏的法冠，穿一身洁白的法衣，走上了教坛。他身后的十字架上，一幅痛苦的耶稣受难图使教徒们的心境变得十分宁静。
在保罗六世的圣诞祈祷中有如下的一段话：
“我们必须警惕现代偶像崇拜的危险。如今有个人正竭力树立自己的个人崇拜。想把自己树立为不仅仅是思想和历史、而且是整个现实社会的最高典范。他似乎已相信依靠本身的力量，他就能创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