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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禅等逃往昆山（即昌平狼山），并收集溃散的部卒，整军再战，与燕铁木儿军相持于白浮之西。这天夜间，撤敦、脱脱木儿两军前兵夹击，王禅部大败，降者万余人。王禅单骑逃走。十月，大都军包围上都，倒剌沙出降被杀，天顺帝不知所终。两都之战宣告结束。
文宗稳住局势后，效法当年仁宗派使节到西北恭请其兄和世剌来京继承大统。但和当年没有实力的仁宗不同的是，文宗拥有燕铁木儿的鼎力支持，让位只是做做姿态。可和世剌却不识时务的立即南下，并于天历二年正月在漠北即位，是为元明宗。八月，文宗和燕铁木儿北迎明宗，相会于旺忽察都之地（今河北张北北）。欢宴数日，明宗暴崩，文宗重新登极。
激烈的皇位争夺，使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权危机不断，严重地内耗了元王朝的实力，造成政局频繁混乱，这在中国历代史上也是少有的。这不能不说是这个异族入侵的民族在制度创建上的缺失和苍白，钱穆先生曾经评价说：“元代入主中国，经历一百余年，中国自秦汉以来传统的文治政权的意识，始终未接受过去。他们的政治，始终不脱古代贵族封建、武装移植的气味。然而当时一般社会文化、经济的水准，却比春秋时代在贵族封建下的农民，高出百倍。蒙古人的倒退政治，到底不能成功，因此社会变乱百出。”可谓一针见血，从根基上点出了它的不足。
3。汉化迟滞———覆亡之根
东汉魏晋时期，中国第一次掀起广泛向异国学习的高潮，佛学东渡，翻译勃兴。近代以来一直到现在，是我们第二次取法于人，西学东渐，热浪一波一波。可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民族是离不开其他民族的精神滋养的。元朝时期，作为相对落后的蒙古民族，又是怎么样接受汉文明的呢？
*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这条规律用在中国，是元王朝因为汉化迟滞，旧制长存而导致其还没有达到盛年就奄忽沟壑，代之而起的是彻底的汉文明之王朝；在清王朝那里，却是相反的景象，几代帝王的极力汉化，甚至不惜附庸风雅造就了另一个盛极一时的王朝，实际上就是完全被其所征服的文明反征服。但这并不是说元王朝的皇帝就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而是说他们努力的保守性和不彻底性。
在忽必烈之前，蒙古诸帝一直以草原为本位，汉地的管理十分混乱。忽必烈与前任相比，受过更多的汉文化影响，才开始发现前代政治之失“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其后的一些皇帝也和乃祖忽必烈一样，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汉人的传统政策，进行了一些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上没有改变其游牧狩猎民族的本性，对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汉文明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中国卷 第三编千年后的一声长叹（12）
再加上蒙古国横跨欧亚，除汉文明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对汉文明的接受自然形成阻力。此外，蒙古王公贵族在元朝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特权利益的保留，也是汉化不能彻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这个外来入侵的政权，在汉文明的土地上始终没有结婚生子，而是昙花一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美中不足
蒙古国刚建立，对怎么样统治中原就有过争论。成吉思汗裂土分封，毁农田为牧场。窝阔台执政时，大臣别迭提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和成吉思汗一脉相承，得到了窝阔台的认可。但遭到耶律楚材的极力反对，他对窝阔台进言说：“陛下将南战，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以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并果真征收了如数的税额。
等到忽必烈建立元朝时，北方“王公大人之家或占田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忽必烈在即位时所颁布的诏书中就强调新王朝的创建原则是“祖述变通”，即继承蒙古旧制，参用汉化改革。其二元性和不彻底性是十分明显的。中统三年爆发李叛乱后，更增加了忽必烈对汉臣的疑忌，汉族官僚纷纷从重要岗位上被排挤出去。汉化推行处于停滞状态，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但是在他统治时期还是有计划地推行了一些“汉法”，采用了部分中原王朝的统治政策和典章制度，收到了一些效果。
元朝的国号取自《易经》“大哉乾元”，定为“大元”，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另外忽必烈一即位，即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王朝年号纪年，定年号为“中统”，此后他还吸收了中原的一些朝仪祭典等。
忽必烈以前的蒙古国时期，中央官制十分简略，虽吸收过一些金朝的旧制，但没有固定下来。忽必烈在汉臣的帮助下，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官僚体制，完善了中央官制。他设立中书省总理政务，中书令为长，下设左右丞相（右为上），又设平章政事，参知政事为副相。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立枢密院掌管军事。长官由皇太子兼任，实际是虚衔，实责由两名副使承担。设立御史台负责监察。纠察百官善恶，谏言朝政得失。下设殿中司主管朝廷百官，察院主管地方。又设宣政院兼管宗教和吐蕃政务。地方上设立行省———行中书省，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职责与中书省同，总理一地区政务。省下设路府州县（府不遍设，从属关系也不确定），各设札鲁花赤，以蒙人为主；又设总管，汉人为之。蒙人长官后来成为名誉衔。行省还可在一些地区特投宣慰司，上传下达政令、民事。
蒙古统治者崛起于草原，所以忽必烈之前的历代统治者对农业重视程度不足。忽必烈即位后即在中央设立大司农司，专管劝导、督察农事，实行重农政策。另外又将“户口增，田野辟”定为考核官僚的首要标准。朝廷鼓励垦荒，一再兴修水利，重视农业生产。
他还改变以往不重视儒家的传统，延接儒生，讲论治道。下诏重申儒户免除部分赋役的规定，设立诸路提举学校官，重建地方学校教育体系，在中央设立太学，教育勋臣子弟。
忽必烈的汉化政策顺应了汉族农业文明的发展趋势，推动了蒙古国最终转变为元王朝，但同时保留了大量蒙古旧制，保护了蒙古贵族的利益，阻碍了社会进步，这些旧制主要有那些呢？
投下制度。投下意为分地、采邑，又引申为拥有分地、采邑的诸王贵族。中国在秦汉之后就基本上取消了分封制度，从而摆脱了地方坐大，扰乱中央之祸。蒙古的投下封主权力很大，往往专擅自恣，横为不法。他们在中央可以用不同方式荐用私人，参与政务，成为元朝统治集团中游牧贵族保守势力的代表。
斡脱制度。斡脱指为蒙古统治者经营商业和高利贷的西域商人。他们所放钱债利息很高，息转为本，又复生息，成为“羊羔息”。入元后，斡脱得到政府保障，他们到处倚势横行，追逼钱债，致使很多人家破产。
中国卷 第三编千年后的一声长叹（13）
赐赉制度。蒙古时期大汗向诸王贵族赏赐大量金银财帛。除即位时的赏赐之外，每年还有固定的岁赐。巨额的赏赐造成了元朝统治的极大负担，为后期的财政困难埋下祸根。
怯薛制度。怯薛乃蒙古大汗的宫廷护卫亲军，其与蒙古皇帝的关系实际上是草原时代贵族与其伴当（家臣）关系的遗存。所以他们可以在朝廷大臣入宫奏事时在场陪奏，参与议事。平时也可以直接奏准皇帝，越过中书省颁发圣旨、玺书，扰乱政事。成为最接近权力源头，却又超越官僚机构之上的一个不安定的集团。
此外，类似的蒙古旧制还有很多，如达鲁花赤制度、札鲁忽赤制度等等，它们夹杂在元朝的官僚机构中发挥着作用，处处体现着这个政府的二重性，直至其灭亡。忽必烈的这些改革措施总体上没有改变元王朝“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的传统习惯，最终导致这个大一统的王朝不到百年而亡。他以后的一些继任者，虽然也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总体上停留在他的范围之内，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草原民族统治的特性，当然很难起到实质性的效果。
修枝补叶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