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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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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的时候,他们令招商局出面借款给高丽。高丽的海关是由中国海关派员代为管理,简直可说是中国海关的支部。高丽的电报局是中国电报局的技术人员用中国的材料代为设立,代为管理的。高丽派公使到外国去,须先得中国的同意,到了外国以后,高丽的公使必须遵守三种条件:
一、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由中国钦差挈同赴外部,以后即不拘定。二、遇有朝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三、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
这种政策虽提高了中国在高丽的地位,但与光绪五年李鸿章最初所定的高丽政策绝对相反。最初李要高丽多与西洋各国往来,想借西洋的通商和传教的权利来抵制日本的领土野心,此时李、袁所行的政策是中国独占高丽。到了光绪十八九年,日本感觉中国在高丽的权利膨胀过甚,又想与中国对抗。中国既独占高丽的权利,到了危急的时候,当然只有中国独当其冲。
甲午战争直接的起因又是高丽的内乱。光绪二十年(即甲午西历1894年),高丽南部有所谓东学党,聚众数千作乱。中、日两国同时出兵,中国助平内乱,日本藉口保卫侨民及使馆。但东学党造乱的地方距汉城尚远,该地并无日本侨民,且日本派兵甚多,远超保侨所需之数。李鸿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东学党之乱,使日本无所藉口。但是内乱平定之后,日本仍不撤兵。日本声言高丽内乱之根在内政之不修明,要求中、日两国共同强迫高丽改革内政。李不答应,因为这就是中、日共管高丽。
这时日本舆论十分激烈,一意主战。中国舆论也激烈,要求李鸿章火速出兵,先发制人。士大夫觉得高丽绝不可失,因为失高丽就无法保东北。他们以为日本国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李鸿章则觉得一调大兵,则双方势成骑虎,终致欲罢不能,但他对于外交又不让步。他这种军事消极,外交积极的办法,是很奇怪的。他有他的理由。俄国公使喀西尼(Cassini)答应了他,俄国必劝日本撤兵,如日本不听,俄国必用压服的方法。李觉得既有俄国的援助,不必对日本让步。殊不知喀西尼虽愿意给我援助,俄国政府不愿意,原来和战的大问题不是一个公使所能负责决定的。等到李鸿章发现喀西尼的话不能兑现,中、日外交路线已经断了,战争已经起始了。
中、日两国同于七月初一宣战,八月十八(阳历9月l7)两国海军在高丽西北鸭绿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值得我们研究。那时我国的海军力比日军海军大,我们的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我们的两个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各七千吨,日本顶大的战舰不过四千吨。但日本的海军也有优点,日本的船比我们快,船上的炮比我们多,而且放的决。我们的船太参差不齐,日本的配合比较合用。所以从物质上说来,两国海军实相差不远。那一次我们失败的原故很多:第一,战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阵势,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定远为坐舰,舰长是刘步蟾。丁本是骑兵的军官,不懂海军。他为人忠厚,颇有气节,李鸿章靠他不过作精神上的领导而已。刘步蟾是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学生,学科的成绩确是上等的,而且颇识莎士比亚的戏剧,颇有所谓儒将的风度。丁自认不如刘,所以实际是刘作总指挥。等到两军相望的时候,刘忽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
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机先攻我们的弱点了。
其次,我们的战术也不及人。当时在定远船上的总炮手英人泰乐尔(Tylen)看见刘步蟾变更阵势。知道形势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远就放炮,不要乱放炮,因为船上炮弹不多,必命中而后放。吩咐好了以后,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边,预备帮丁提督指挥。但丁不懂英文,泰乐尔不医中文,两人只好比手势交谈。不久炮手即开火,而第一炮就误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亦受轻伤。日本炮弹的准确远在我们的之上。结果,我海军损失过重,不敢再在海上与日人交锋。日人把握海权,陆军输送得行动自由,我方必须绕道山海关。其实海军
失败以后,大事就去了,陆军之败更甚于海军。
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订《马关和约》,中国承认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要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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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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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未起以前及既起以后,李鸿章用各种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国的援助,但都失败了。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各国的外交家都是精于打算盘的。西洋各国原想在远东大大的发展,但在甲午以前,没有积极推动,一则因为他们忙于瓜分非洲;二则因为他们互相牵制,各不相下;三则因为在远东尚有中国与日本两个独立国家,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在中、日战争进行的时候,李鸿章虽千方百计的请求他们的援助,他们总是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严守中立。他们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他们的援助,而且逾愿意出代价。同时他们又觉得日本虽打胜仗,战争总要削减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战争无论谁败,实是两败惧伤的,他们反可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们不援助我们于未败之前。
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字,俄、德、法三国就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在内。主动是俄国,德、法不过附和。当时俄国财政部长威持
(Witte)正赶修西比利亚铁路,他发现东边的一段,如绕黑龙江的北岸,路线太长,工程太困难;如横过我们的东三省,路线可缩短,工程也容易的多。同时海参
崴太偏北,冬季结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国能得大连、旅顺,俄国在远东就能有完善的军港和商港。完成西比利亚铁路及得一个不冰冻的海口,这是威特想要乘机而
达到的目的。法国当时联俄以对德,俄要法帮忙,法不敢拒绝,何况法国也有野心想乘机向远东发展呢?德国的算盘打得更精,他想附和俄国,一则可以使俄国知道
德国是俄国的朋友,俄国不必联络法国;二则俄国如向远东发展,在欧洲不会多事,德国正好顺风推舟;三则德国也可以向我们索取援助的代价。这是三国干涉《马关条约》实在的动机。
俄、德、法三国的作法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马关条约》发表以后,他们就向我们表示同情,说条约太无理,他们愿助中国挽回失地的一部分。在我们那时痛恨
日本的情绪之下,这种友谊的表示是求之不得的。我们希望三国能把台湾及辽东都替我们收回来。同时三国给与所谓友谊的劝告,说日本之占领辽东半岛不利于远东
和平。战后之日本固不敢不依从三国的劝告,于是退还辽东,但加赔款三千万两。中国觉得辽东半岛不止值三千万两,所以我们觉得应感激三国的援助。
《马关条约》原定赔款二万万两,现在又加三千万两,中国当然不能负担。威特一口答应帮我从法、俄银行借一万万两,年息四厘。数目之大,利率之低,诚使
我们受宠若惊,俄国真可算是我们的好朋友!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行加冕典礼,帝俄政府向我表示:当中、俄两国特别要好的时候,中国应该派头等大员去作代表,才算是给朋友面子。中国乃派李鸿章为庆贺加冕大使,这位东方的毕士麦克于是到欧洲去了。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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