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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
于右任早年虽曾任靖国军总司令讨袁，应该算行伍中人，但以其气质而言，仍是一义士文人。他的旧体诗词苍凉慷慨，声誉极高；他的书法更是驰誉海内外。早在20世纪20年代，书法界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北于”即于右任，“南郑”则是郑孝胥（福建闽侯县人）。
于右任精通各种书体，其草书更是冠绝现当代，无人可与之比肩，有“当代草圣”之称。他的草书，根基于北魏，宗法于章草，融会四体之妙，博采众家之长，达到了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海峡两岸同胞，都视“于草”为瑰宝，能得其寸楮片纸，均奉若拱璧。
毛泽东最早见到于右任，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见面。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自然少不了与国民党重臣于右任共事。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4节：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2）
从现存史料看，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于右任在上海工作时，也曾与毛泽东有过不少的接触。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于右任曾在一起畅谈诗词。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8月30日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正好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时隔多年以后，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又见面了。
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志趣相投，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聊起诗文来了。
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
毛泽东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毛泽东与于右任都熟谙诗词，如果说能对古人的名作即兴拈来则不足为怪，可他们都能背诵对方的诗词，二人的学问之博，真令人不得不叹服。
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试图抢夺钱财与人才逃往台湾。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对文化名人的去留极为关注，其中就有于右任老先生。
1949年初，国共再度和谈，周恩来对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和谈一破裂，解放军就过江占领南京，你设法找到于老，叫他留在南京。届时派专机接他北上参加新政协，共商国是。”
屈武一口应诺。然而，屈武刚要把周恩来的话转告于右任时，于右任已被何应钦派人接到上海去了。
于右任到了上海后，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了。一次夜深人静时，其夫人沈氏问于右任：“上海要解放，怎么办？”
于右任安慰道：“不要怕，上海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会保护我们的。”
但此话说过不久，蒋介石便派人把他接往香港，随后转往台湾。去台后，于右任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于右任虽然到了台湾，但毛泽东对他的书法却极感兴趣。1958年10月16日，他在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说：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
于右任被裹挟到台湾时，是只身去的，其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于右任暮年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十二天后，他又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国殇》的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于右任在台湾去世，终年八十六岁。于右任墓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上，玉山主峰有其雕塑。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5节：首位华人大亨竟是报业巨子
首位华人大亨竟是报业巨子
“大亨”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末的大上海，专指称霸一方的帮会头目或达官巨富。然而，这个听起来威风凛凛的词，并不是中国的“土产”，而是舶来品。它的来历颇为有趣。
19世纪中叶，英国人约翰·亨生发明了一种在车后驾驶的双轮小马车，就以自己的名字将此马车命名为“亨生”，“亨生”几经改良，成为豪华私人马车。随着上海的开埠，亨生豪华私人马车于1880年后进入上海，被称为“亨斯美马车”。根据1900年的统计，当时整个上海拥有“亨斯美马车”者不足十人，而且全部是工部局董事或外商大班。华人中第一个拥有“亨斯美”的人是《申报》老板史量才，还是花费了数十万两之高价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来的。于是上海人就将拥有这种马车的人称为大亨。后来引申开来又把称雄一方者叫做大亨，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申报》是中国报业史上创刊时间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期数最多的报纸，它于1872年4月30日由英籍人美查等合办，在上海汉口路正式创刊，到1949年5月26日停刊，共历时七十七年零六十二天，除中途停刊外，共出版两千五百五十九号。
《申报》面世，遂冲破《邸报》、《产京报》、《政治公报》的樊篱，开始重视对国内外大事的采访与记载，目光投向社会市井，成为“中国第一张现代意义的报纸”。自此之后，外国人在上海创办的《沪报》、《新闻报》等接踵而来，“于是新闻业遂卓然成海上之新事业”。《申报》在对我近代新闻事业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对近代文学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时至今日，走在上海街头，还能听到不少上海老人把“买张报纸看看”叫成“买张申报看看”。《申报》已经停刊半个多世纪了，哪里还有《申报》可买？一打听才明白，那是叫惯了，习惯使然。是谁叫响了《申报》这块金字招牌，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影响？他就是一代报王史量才。
史量才，这位杰出的商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是20个世纪初中国最出色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人士之一，史量才继承了老《申报》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初在一批文化人的协助下，努力开创中国现代商业大报的传统。该报在全国二十九个城市设立分馆，增加各地通信；改革副刊《自由谈》和其他内容，从文艺到医疗，适应各类读者的需要；出版系列书刊，从月刊、年鉴到地图，品种多样；兴办社会文化事业，如流动图书馆、新闻函授学校、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服务部等。这使得申报馆成为一个以报纸为中心的文化群体。
史量才主持申报后，外扩报馆，内引英才。当时名噪一时的黎烈文、邵飘萍等，都曾被罗致在他的门下。申报的“笔阵”中，共产党员有胡风、艾思奇等七八人之多，其他的知名人士还有陶行知、邹韬奋等。《申报自由谈》更是开一代杂文之先河，其刊发的鲁迅杂文是著名的“匕首和投枪”。30年代的一场激烈的文艺论争，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史量才先生主张言论自由，关心民众疾苦；《申报》鞭挞社会、针砭时弊，深深触犯了最高当局。《申报》鼓吹民主，批评政府，惹怒蒋介石。1932年，蒋介石发动对江西红军的围剿，《申报》连发三篇社论，三论《剿匪与造匪》。蒋介石恼羞成怒，曾严令“禁止申报邮递”。
作为心忧天下的爱国报业大亨，史量才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他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国格、报格、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