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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心，终不能取得中原尺寸之地，竟至呕血而死，可见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
李宗吾还言简意赅地对《厚黑学》进行了总结：“厚黑学这种学问，法子很简单，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刘邦司马懿把它学完了，就统一天下；曹操刘备各得一偏，也能称孤道寡，割据争雄；韩信、范增，也是各得一偏，不幸生不逢时，偏偏与厚黑兼全的刘邦并世而生，以致同归失败。但是他们在生的时候，凭其一得之长，博取王侯将相，烜赫一时，身死之后，史传中也占了一席之地，后人谈到他们的事迹，大家都津津乐道，可见厚黑学终不负人。”
第二，对于中国几千年专制制度下虚伪的封建伦理和圣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在《厚黑学》中，李宗吾对于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伦理和圣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把封建专制统治者给历史糊上的仁义道德一把撕了个干干净净，不但如此，还把批判的利剑直指向“尧舜禹汤”等“圣贤”，声称圣人乃是厚黑徒的最高境界，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嗅，无形无色”之境界。他指出：“君主箝制人民的行动，圣人箝制人民的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的“圣人”的实质是什么呢？“圣人也，厚黑也，二而一，一而二也。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与大盗的真相，庄子是看清楚了的。”他主张打破箝制人民思想的这种权威，绝不能有丝毫的客气。
第三，《厚黑学》明确主张思想独立。李宗吾说，儒家高谈仁义，而“仁”其实与“厚”相近，“义”其实与“黑”相近，他与孔子“两自的学说，极端相反，永世是冲突的”，中国所以纷乱不已，就是因为孔子家奴以及家奴之家奴的作用。李宗吾写道：“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并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并坐一排，把达尔文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磋商，不许孔子、达尔文高踞于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踞于孔子、达尔文之上。人的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出来。”对于传统文化遗产，他提出要以古为敌，勇于怀疑；以古为友，相互切磋；以古为徒，大胆批评。
笔者认为，李宗吾发表《厚黑学》是在民国初年，1912年前后，比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要早。我们都知道，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全国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迅速成为了一阵势不可挡的狂飙，“打倒孔家店”的声音不绝于耳。在这方面，李宗吾无疑是先知先觉的先行者。
第四，深刻揭示出了专制制度下的人性之本质。许多人以为《厚黑学》是专门研究帝王将相发家以及统治天下之奥秘的，其实不然，此书有着更广阔的视野。李宗吾在书中指出，“厚黑”之术未必为帝王所专习，它是“国粹中的国粹，根本上的根本”。“厚黑”作为文化的“根本”，所见形态千差万别，实质则皆归为一。“老子见之，名之曰道德；孔子见之，名之曰仁义；孙子见之，名之为庙算；韩非见之，名之曰法术。”虽然名义纷杂，其基本的原则，其实共通。“厚黑”之术对历史影响之长久，于文化植根之深入，使得民族心理形成了深深的印痕。《厚黑学》中说，人能循着“厚黑学”研究下去，“就可以窥见人性之真相。自古迄今，社会上有一种公共的黑幕，这种黑幕，只许彼此心相喻，不许揭穿了，揭穿了，就要受社会的制裁，这也是一种公例”。
第五，直面当时的政治前景，指出其症结所在。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作者当时所处的民国的政治前景，《厚黑学》中也表示出鲜明的态度：“民主国人民是皇帝，无奈我国四万万人，不想当英明的皇帝，大家都以阿斗自居。”“有阿斗就有黄皓，诸葛亮千载不一出，且必三顾而后出。黄皓遍地皆是，不请自来。我国之所以濒于危亡者，正由全国人以阿斗自居所致。”
有人批评李宗吾的观点过于偏激。李宗吾回答道：“诚然，唯其偏，才医得好病。芒硝大黄，姜桂附片，其性至偏，名医起死回生，所用皆此其药也。药中最不偏者，莫如泡参甘草。请问世间的大病，被泡参甘草医好者有几？”自孟子而后，“性善说”充塞天下，“把全社会养成一种不痒不痛的大肿病，非得痛痛地打几针，烧几艾不可”！
《厚黑学》中的观点都可谓别树一帜，在文化史尤其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僭越性。林语堂、梁实秋、柏杨、李敖、南怀瑾、张默生、李石锋等学问大家对李宗吾和他的《厚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柏杨对李宗吾推崇备至，写书《厚黑教主传》，对其高度评价。柏杨在《李宗吾之学》一文中还提到这样两个有趣的段子：其一，他（指李宗吾）曰：“大凡行使厚黑之时，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凡是我的学生，一定要懂得这个法子，假如有人问你：‘认识李宗吾否？’你就要板出最庄严的面孔，说道：‘这个人坏极了，他是讲厚黑学的，我不认识他。’……”其二，有一个道貌岸然之官，闻李宗吾先生提倡厚黑学而义愤填膺，写了本《薄白学》，在成都报上发表，痛斥李宗吾先生狼心狗肺，贻害苍生。结果，该官因贪污渎职，奸淫扰民，被处死刑，其尊头悬挂于少城公园，以观其薄白学之风行于世。现在一些著名高校在研究生课程里开辟有“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到李宗吾的《厚黑学》”的专论，充分体现了《厚黑学》学术、思想的生命力。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3节：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1）
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所以和许多国民党元老级的要人们都认识。但他最敬重的是大才子于右任先生，不仅在青年时代受其影响，并与之有过谈诗论词等多次交往，晚年时还和秘书田家英索要“已存”的于右任草书。
于右任早年曾主编过思想激进的《民立报》，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喜欢阅读此报，当时就知道了于右任的大名，对其很仰慕。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是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和他如此谈论《民立报》及其主编于右任。
毛泽东写的那篇文章就是《打倒清王朝》。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学校引起很大的轰动。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从此，毛泽东把知识的触角从文化领域转入到政治领域，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了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人生！这与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有着不小的关系。
于右任，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生于1879年，清代举人出身。于右任自小受师长启迪，民族思想日益增长，立志反清救国，因而自称“右衽”，“衽”即衣襟，“任”由“衽”的谐音而来，中原地区的人往往以“左衽”为受异族统治的代词，而于右任为自己起的字“右衽”就是和“左衽”反其道而行之。于右任三十多岁时就黑髯飘胸，其后文化界同仁多有“髯翁”、“右老”之称，民间亦称曰“于胡子”。慈禧逃到西安后，于右任冒着违抗清廷留长发辫的危险，请伙伴给自己照一幅散发照，于右任即兴吟出一副对联写出贴在身后做背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
于右任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后，出任交通部长。1927年以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
于右任早年虽曾任靖国军总司令讨袁，应该算行伍中人，但以其气质而言，仍是一义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