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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一个极有才气的人，语言天赋超人，未正经进过什么专门语言学校，他却先后学会了英语、古希腊语、梵文，而日语几乎和母语一样熟练，并以上面几种语言翻译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时，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鲁迅笔译完成的。他自小读书极多，博闻强识，对科举一路也算通品，第二次县考成绩把鲁迅远远抛在后面。但给人感觉，他与鲁迅相比，创造性思维却要差很多，真知灼见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而他自己的主张要透过字缝去找。这是考试性人才的通病，其实现在也是如此。鲁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国介绍的当时中国著名作家中，第一个就是周作人。鲁迅临去世时，枕边还放着周作人的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人步入歧途，居留在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从此戴上了文化汉奸的“帽子”。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段经历成了他一生的污点。1941年4月，周作人率团赴日本参加会议，“百忙”中特意去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招魂。4月15日国内的《庸报》报道了前一天下午周作人等人“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拜鬼之后，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亲切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被打伤的日军官兵，还两次为他们养伤捐款。他的这些丑行令人匪夷所思，国人也永远无法原谅他。
抗战胜利后，群众对惩处汉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当傅斯年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本人为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遂以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甘做日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出狂言连带警告性地说：“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傅斯年当即挥毫泼墨，在回复中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1945年12月6日，即周作人饮罢最后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的小品，又“闻巷中驴鸣”的第四天，他就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刑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绝响。
1949年出狱后，周作人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烈焰正炽时，周作人在北京辞世。他比哥哥鲁迅多活了三十年。
被毛泽东斥为另一个文艺汉奸的张资平，也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出自他的手。
张资平是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红极一时的作家之一，是“创造社”中最多产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有众多的读者，在文坛上影响深远。著名作家张爱玲自己就曾明确说过，她曾迷恋于张资平的小说并深受其影响。在当时上海滩，贵妇人在闲聊时以手捧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和张爱玲反映市民生活的散文为时髦。
张资平1893年5月24日出生在广东梅县。1910年考入广东高等巡警学校，1912年到日本留学，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读地质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2年回国后，任武昌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随着他的《梅岭之春》《晒禾滩畔的月夜》《约伯之泪》《苔莉》《最后的幸福》《明珠与黑炭》《爱力圈外》《青春》《糜烂》《爱之涡流》《上帝的女儿们》《群星乱飞》《跳跃着的人们》《时代与爱的歧路》《爱的交流》《恋爱错综》等恋爱小说一版再版，便专门从事小说创作了，并用稿费在上海真茹建了一幢“望岁小农居”的精致别墅。张资平所写的都是恋爱小说，他的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都是描写恋爱的作品。由此，张资平成为公认的“恋爱小说家”。鲁迅曾辛辣地嘲讽张资平小说学的全部精华，是一个“△”。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63节：毛泽东笔下的两大文化汉奸（2）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题材，长篇有《天孙之女》，短篇有《红海棠》。1930年出版的长篇《天孙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鄙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又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糟蹋、蹂躏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说以日本军人铃木牛三郎的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为妓女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孙之族”的神话。该书1930年7月出版后，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总共印行一万一千册，被翻译到日本去。由此，张资平也惹来了麻烦。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现代文学评论》中“现代中国文坛逸话”一栏里，刊登了《张资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则消息：“张资平自写了《天孙之女》后，被日人译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报》上按日发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剧烈的反感。现在，张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孙之女》是一本极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的小说，他里面叙述日人的蛮横，可谓淋漓尽致。日人本来都褊狭异常，而有高度的爱国热，于是便认为莫大的耻辱。一方面译成日文，并刊登张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国人都对张先生有不好的认识；一方面则拔剑张弓，大有向张先生下哀的美敦书之势了。据张先生自己说：‘我最痛心的是在自己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的不讲道理。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并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们酗酒滋闹的水兵，一向视中国人如鱼肉，倘使一旦狭路相逢，给你一个伤害，或竟把你一刀结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段话，使我们感喟到著作家没有保障，怕将来连说话的自由也要受外国人的干涉了。”
张资平于1933年初夏写作的短篇小说《红海棠》，描写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闸北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小说主人公被称为“红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后给穆蔚英、海沼猪三郎、小桥当仆人，并且还当了三四个日本商人的情妇。“一·二八”的战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砾中，吉弟跟着丈夫终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参加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文化为幌子的特务组织，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同年7月，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1941年1月创刊的《中日文化》月刊。这是一份宣传“中日亲善共荣”的综合性汉奸杂志。一年后，他又辞去出版组主任之职，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保存整理岩矿标本。
最早指责张资平被敌人收买之事的，是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于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郁达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从这一张同人合写成的信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