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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的春秋战国时代，“新贵族”们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君子。这里的君子，不是指的道德高尚的好人，而是说战国时代脱胎于旧贵族，又在新经济形势确立后，实力迅速壮大的新贵族群体。这些人的普遍身份，就是各个国家的王族宗室，他们的普遍特点，就是拥有大量的土地，其财富富可敌国，经营大量的新兴产业，包括农业和工商业，也放高利贷。他们自己的庄园里，也有一套完全忠诚于自己的势力班底，普遍的叫法叫“门客”。门客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几千人，有时候甚至可以左右国家局势，在中央集权制度初建的战国时代，他们是中央集权制度下的衍生品，又是一群掣肘中央集权的“异类”。这些人与国家的统治者之间，既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势力，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而结束，门客盈门的盛况，也只能给后人徒增谈资。这些人里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君子”——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他们活着的时候，大都是本国的骄傲，他们身后的几千年里，一直被后人看做传奇，但是真正完成统一大业的，却是改革最为彻底，没有君子的秦国。
地主阶层的第二个类型，就是战国时代的官僚阶层。他们取代了过去的旧贵族，成为战国时代国家政权的执行者，成为国君中央集团的帮手，而他们成为地主的方式，就是通过建立功勋，得到国君的土地赏赐。战国时代，国君对于臣下的最主要赏赐就是土地，尤其是在三晋地区的韩赵魏三国，当年曾经是商鞅主人的魏国丞相公叔座，魏王一次性赏赐给他的土地，最高的时候就有100万亩。吴起当年因为守备西河要地有功，也被魏王赏赐土地20万亩。这一类地主的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是旧贵族转化来的，出身比较高贵，比如公叔座；有的却是百分百的草根出身，通过建立功业一步登天，吴起就是这一类型。
除了国君赏赐之外，有些官僚也很有投资眼光。在这时代里，他们喜欢把所得的俸禄用来购买土地，比如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对土地的热爱程度就很高，甚至外出带兵，一路看到好的土地就买下来。他母亲也因为这个，断定他没有带兵之能。而在当时，官僚阶层的这种情况很普遍，钱是容易贬值的，土地却是永远不会贬值的，有了土地，不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经济的保障。
官僚地主阶层的扩大，也和战国各类变法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有关：奖励军功。这项政策最早实行在魏国，后来商鞅在秦国发扬光大。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土地作为奖励方式，授予那些在战场上立过功的人。这些通过军功、战功获得土地的官僚地主，和普通的官僚地主身份截然不同，他们往往是战国政坛上的重要力量。
地主阶层的又一个类型，是很有“励志意义”的，那就是布衣地主，这一群体有两个类型，一种是平民中小地主，一种是从自耕农、手工业者，甚至奴隶转化而来的地主。他们获得土地的手段，主要是土地买卖。这个群体中比重最大的，就是工商业者出身的地主阶层，战国时代一句流行语是：以经商来发财，以土地来保财。在秦始皇登基初期权倾朝野的吕不韦，就是这一类型人物里的杰出代表。
而更有励志意义的另一个群体是，许多自耕农通过个人的辛勤劳动，逐渐拥有了土地。这一群体主要分布在早期人多地少的秦国、赵国地区。当时的统治者，普遍采取了奖励垦荒的政策，国家给予垦荒者法律上的保护，并提供农具，特别是秦国，只要你敢刨地，要什么支持国家就给你什么支持。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废井田，开阡陌”运动，更成为这一过程的催化剂，许多早期的自耕农们通过锐意地耕作，占住了大量土地，摇身一变成为地主阶层。在当时的中国，秦国之所以人口迅速增长，六国人口大量涌入，是因为那里是从自耕农变成地主难度最小的地方。
【二】
有了地主，自然对应着要有农民，作为被地主踩在脚下的群体，战国时期的农民，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雇农三个群体。
其中自耕农的来源，有两类：一是奴隶社会的平民阶层，但更多的却是奴隶社会的逃亡奴隶，那些早期摆脱奴隶主统治的逃亡奴隶们，通过积极的垦荒，流亡到新的地区开辟新土地，逐渐成为了拥有合法财产的自耕农。这一类自耕农，普遍分布在当时的秦国和楚国以及吴国地区，随着中原地区的战乱频繁，大批奴隶逃亡，他们开始往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今天的华东、关中、江汉平原，就是最好的目的地。
战国时期不同国家的变法，内容虽然不同，但其中一个目的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拼命增加自耕农的数量。因为自耕农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国家可以收取税收的税源扩大，保证新兴的封建制国家建立完备的财政收支体系。这一点上，战国变法的宗师李悝曾经有过精辟的概括：农伤则国贫。但是对于各路诸侯国来说，自耕农的增加是最困难的，因为国君下面的地主阶层，都在想方设法地隐瞒人口，把大量的人口变为自己的佃农。所以魏国变法的时候，采取的是国家提供农具和法律保护的方式，来增加自耕农数量，而到了秦国商鞅变法的时候，却采取了更加严苛的措施，严苛到一户农家里，兄弟成人后不分家，都要遭到法律的处罚，且大力推行保甲连坐制度。赵国名将赵奢早年做税官时，之所以开罪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平原君，也是因为平原君故意隐瞒人口，逃避赋税。一个封建制国家勃兴的时期，势必是自耕农数量甚多的时期，而一个封建制国家衰落的主要起点，就是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这个经济规律从战国时期就开始了。
战国时期的自耕农，在富裕程度上，还不能和后来的汉唐宋明相比，那时候生产落后，土地产量低，一家自耕农的土地，大约在30亩左右。他们拥有种子、农具，也要承担繁重的赋税。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税率不相同，以魏国强盛时期的魏文侯时代为例，当时的魏国改革家李悝曾经估算过，一家有30亩土地的自耕农，按5口人计算，每亩的粮食产量是3斗，他们需要承担的税赋，大约是十分之一。交完税的粮食除了自己吃外，剩下能拿去卖钱的大约有三分之一。卖到的钱，算上每年的衣服等花销，也就能勉强维持一个温饱。这还是普通的生产年景，如果遭到水旱灾害，自耕农破产就会成为普遍的事情。所以战国时代，各国都非常重视水利的修筑，用以维持生产的稳定。即使如此，战国时代的自耕农，在贫困程度上，要远远大于后来统一封建王朝下的中国农民。
比自耕农更惨的，就是佃农。佃农，基本就是奴隶制社会的奴隶转化而来的，比起奴隶们的悲惨生活，他们的境况显然好得多，他们租种地主的土地，有自己的生产农具。但是每年收成的一半要交给地主，同时还要承担土地的赋税，这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维持温饱就更加困难了。佃农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破产的自耕农，他们遇到水旱灾害，无力承载国家的赋税，只好扔下土地逃亡，依附于地主家中。《吕氏春秋》里就曾记录过：在秦赵长平之战时，由于秦王朝不断通过增加赋税的办法来保证前方供应，造成大量自耕农逃亡，许多自耕农宁愿依附在地主家里做佃农。
比起雇农来，佃农还算好的，因为雇农不但没有土地，更没有农具。他们有的给地主家做佣工，有的甚至在农忙时节，给富裕的自耕农帮佣。他们的生活水准，已经直追当年的奴隶，韩非子的书中曾说，三个雇农的经济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