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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秦国，既穷又落后，比起中原诸国来，是一张一穷二白的白纸。这时期的秦国，虽然农耕经济已经成为主要方式，但关中平原地广人稀，有五分之三的土地还没有被开发，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比起中原六国来差距很大。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程度，还是文明程度，都远远落后于中原国家。而在秦国内部，战国早期的统治矛盾也异常尖锐，大批的奴隶开始成群抗暴，他们有的集体逃亡，有的啸聚山林为盗。在封建化程度上，秦国也同样落后得多，鲁国早在公元前594年就实行了封建化的税收政策——初亩税，秦国到公元前408年，才由彼时在位的秦简公推行了这个政策。比起中原诸国可以自上而下的实行变法改革，秦国的国君权力上却有限得很，战国早期秦国国君的废立都由旧贵族操纵。这样的局面下，要想实现改革，何其难？
但是也同样是秦国的这些条件，让他具备了改革成功的天然优势。首先，秦国经济落后，制度落后，带来的结果就是他们没有中原诸侯国那样严密的奴隶制国家体系。秦国虽然在百里奚时期就引进周朝的礼法，想成为文明国家，但是在国家政治体制的成熟度上，比起中原各国的旧有奴隶制框架，都要差得很远。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虽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力，但是比起整个行政体制的阻挠，旧贵族个人的阻挠显然是容易应付的。而秦国虽然生产组织机构松散，生产落后，但是秦国的经济潜力却是巨大的。关中平原土地富饶，只要能够改革生产方式，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短时间内就可以实现秦国生产的迅速腾飞，立竿见影的改革效果，会使改革早期的障碍变得一马平川。
秦国变法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他们的文化。在中原人眼里，秦国人是不开化的“蛮夷”，因为是“蛮夷”，秦国的旧贵族，头脑中条条框框的旧观念要少得多。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旧体制上，推倒重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体制，显然要比在齐国这样一个有悠久文化与历史传承的国家进行改革容易得多。比如齐国的改革家邹忌，他之所以采取讽谏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张，并且所有的改革内容表面上都不涉及齐国国家行政体制的转变，正是慑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旧体制压力。
秦国改革成功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力主改革的秦孝公本人。纵观当时所有诸侯国的国君，几乎找不到一个像秦孝公一样，具有如此坚定改革决心的国君。他能够给予改革者全力支持和毫无保留的信任，这是任何一个改革者在其他国家，都无法得到的。
这种毫无保留的支持，无可复制的信任，来自于秦孝公个人的性格，更来自他独特的身世。
秦孝公的家世很特殊，他原本不是秦国王室的正统继承人。他的家族是秦国王室宗族中较偏的一支，秦孝公的父亲公子连，早年就因为主张改革，触动了国内旧贵族的利益，被赶出国境。后来公子连不屈不挠，利用秦国发生政变的机会突然回国，在经过苦战后夺取了国君之位。这次政变凶险万状，当时的守旧派已经部署了军队埋伏在边境，准备随时杀掉他，好在军队中支持他的军官临阵倒戈，这才铤而走险夺权成功。公子连即秦国历史上的秦献公，他在位期间废除了野蛮的殉葬制度，制定了五家一伍的保甲制度，并且开始初步推广郡县制，在全国设立了四个县来试点。可惜他的运气很不好，这时候的秦国，东面面临魏国的威胁。此时魏国正处于魏文侯改革后最强大的时期，秦国在对魏国战争里，连战连败，丢失了整个西河地区。改革时代的参与者们，大多没有长远眼光，对改革的看法一向都是功利的，秦献公对外战争的失败，也成为保守派质疑改革的理由。公元前362年，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秦献公在忧愤中死去，21岁的儿子渠梁即位，就是后来缔造了秦国变法的秦孝公。
秦孝公虽然年轻，但是家族的传承，父亲为改革辛苦奔忙的一生，他早就了然于心，而他也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着秦国的强大，更关系着父亲的遗愿。所以，秦孝公在登基后，连续多次发布了求贤告示，希望能招揽到推动改革的人才，他将给这个人才毫无保留的信任，让他帮助自己缔造一个强大的大秦帝国。他很快等到了这个人才——商鞅。
对于秦国这个有着特殊成功条件的国家来说，商鞅，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人物。商鞅原名公孙鞅，是卫国贵族的后人，在西奔秦国之前，他曾经在魏国相国公叔座身边做谋士，那时正是魏惠王登基的早期，身为相国的公叔座，许多重要的谋略，其实都来自作为他高参的商鞅。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商鞅真正接触到了当时战国最强大国家的核心行政机构，他的施政经验和视野，都来自于这段时光。从师承上说，商鞅承袭自李悝的法家学说，对李悝的《法经》非常推崇，并且精心研究，在漫长的思考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施政改革理念。这样一个有深厚理论积淀和丰富施政经验的人物，才是改革者中的最好人选。
商鞅来秦国之前，有两个偶然因素，让他差点来不了秦国，一是长期欣赏商鞅才华的公叔座，临终前将商鞅推荐给了魏惠王，如果魏惠王能够认可公叔座的推荐，那么恐怕就没有强大的大秦帝国了，但魏惠王却认为公叔座老糊涂了，对商鞅的才能嗤之以鼻。第二个意外，是老谋深算的公叔座深怕商鞅不被魏惠王所用，将来势必成为魏国大敌，因此劝说魏惠王，如果你不肯用商鞅，就一定要杀了他。商鞅知道后只是冷笑，他既然不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来杀我。事实也正如商鞅所料，魏惠王根本没拿商鞅当盘菜。不用也不杀，任他自谋生路去了。
这两个偶然，也包含着一些重要的信息：第一，经过在公叔座身边数年的锤炼，商鞅已经锻造出了深不可测的心机，对于他人心术的揣测，早已做到料事如神，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才能承担起那场惊天动地的变法。第二，魏惠王并不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以他看人的眼光，即使听了公叔座的话重用商鞅，也不会长期地信任商鞅，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君王，根本不可能给商鞅以施展才能的平台。
所以这时期的商鞅，将希望寄托在秦国身上，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当时的六国里，赵国和韩国还没有大规模的变法，齐国是宗族当道，商鞅更不具备邹忌那般讽谏的本事，自然是去不得。至于南方雄心勃勃的楚国，吴起的例子也摆着呢。所以，秦国，是胸怀大志的商鞅唯一的出路。商鞅，是志存高远的秦国仅有的选择。
公元前361年，商鞅来到了秦国，见到了求贤若渴的秦孝公，经过3天的攀谈，商鞅以其学说打动了秦孝公。公元前359年，秦孝公颁布了变法令，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这场改变战国历史的变革，从此开始了。
【二】
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荆棘密布。在变法令颁布以前，秦孝公曾召集群臣讨论，结果引来了旧贵族们的集体反对，大臣甘龙等人极力阻挠商鞅变法，而商鞅也不是一个好惹的人，当场与甘龙等人展开了辩论，一番唇枪舌剑将反对派驳得哑口无言。明火执仗的反对，就此变成了暗流，无数的明枪暗箭，在商鞅变法的路途上等着。
但商鞅不惧，他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长年的沉浮，让他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变法要成功，必须采取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抓住事物的核心矛盾下手，快刀斩乱麻。所以商鞅采取的第一个政策，就是要变法，先变人。所谓变人，就是要树立改革者的绝对威望，让他获得大多数人的足够的信任。完成这个目标谈何容易，你商鞅是谁？秦国有几个人认识你？难道还要一个接一个苦口婆心地劝说，或者是上大街上作报告？
商鞅的办法简单，不用作报告，不用劝说，立一块木头就行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南门立木”事件。商鞅在乐阳城南门竖起一根3丈长的木头，并挂出布告：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口，就给他10两黄金。这事在当时，就好比今天突然接到“恭喜你中奖了”的手机短信一样，很难让人相信。木头不重，路又不远，凭什么奖10两黄金？立了一上午后，奖金已经翻了好几倍，涨到了50两黄金，这时候来了个傻小子，壮着胆吭哧吭哧地把木头抬走了。结果商鞅二话不说，当然兑现奖励。南门立木的典故就这样不胫而走，所有秦国人都知道了一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