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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记录比较多的，是他的心狠手辣。一方面，他专门拉拢一批名人结交，为自己博取一个好名声；另一方面，对于不顺从自己的人，他则进行坚决而无情的陷害。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正义的人唯恐避之不及，而贪婪的人则梦想着借助他的高枝向上钻营，无心于仕途的一行自然是属于前者。但是一系列的事实证明，违背武三思的邀请往往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接受他的邀请，则或许会陷入朝廷巨大的政治旋涡中。在当时，以李显为首的太子党和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一门正斗得你死我活，无数的历史名人也参与其中，最后造成了皇门的相互屠杀以及无数文人让人痛惜不已的结局。一行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分子，虽然简单却也深知其中的利害。他不愿意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的理想很简单，投身于天文的研究之中，以自己的所学为苍生造福。但是严酷的政治环境显然不能如他所愿，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初出茅庐之际就遇到了一个重大的选择难题，他将会如何取舍呢？
一行选择了一条谁都没有想到的道路——出家。
关于一行出家的原因，历史书上并没有做过多的介绍，只说他为了躲避武三思的拉拢，逃到了河南嵩岳寺出家，因此史书也把他的这种选择，作为一种避祸的方式。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嵩岳寺是当时唐朝的名寺，一行逃到嵩岳寺后，适逢高僧普寂禅师在那里弘扬禅要，一行参听之后大为感动。这其实正是中国文人的心态之一。因为政治环境的失意，他们需要寻求另外的寄托，而满腹的理想更需要一个广阔的平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20岁的一行经历了人生一场最大的变故，梦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他遇到了人生一道最大的壁垒。普寂的讲经正是在这个时刻为他送上了人生的一把钥匙。我们总把佛教看成是消极避世的思想，而事实上，佛教的真正精髓在于“修行”而不在于“参禅”。佛教宗教思想的精神恰恰可以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有益的补充。最重要的是，在武则天崇信佛教的政治环境下，一行的选择可以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家庭贴上一道最大的护身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他当时可以做出的最好的选择。
如果说一行开始的决定仅仅是一种避难举动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对于佛教密宗思想的日益理解，他渐渐转变了观念，由一个学者成为一名得道的高僧，我们应当注意到，一行在佛教上的造诣不亚于他在天文学上的造诣。首先，他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印度文，并且翻译了大量印度佛教经文；《大日经疏》是集中体现他密宗思想的代表作品。在这部佛教论著中，一行对南北朝以来传入中国的密宗佛教思想做出了梳理性的归纳，并鲜明地提出了个人对佛教的宗教主张，他把密宗的胎藏和金刚两大部密法完美地融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密宗佛教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密宗的宗师性人物，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出家后的一行起初随着普寄禅师修行，但是某一日，师徒二人邂逅了当时唐朝著名的藏书家尹崇。尹崇见到一行后大为惊叹，对普寂说：“此子天资聪颖，非汝可教也。”于是在普寂的许可下，一行开始了漫漫求学的路程，他的脚步踏遍了大江南北，从嵩山到浙江的天台山国清寺，处处留下了他艰辛的足迹。先后成为他师傅的有天台山的至清法师和嵩山的悟真法师等人，这一段经历对于一行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传统的天文学研究中，佛教学派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佛教学派对于天文和历法的研究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但是因为门户的限制和地位的差别，这些思想尽管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却迟迟无法与传统的中国天文思想相融。不仅如此，佛教学派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也发生着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不仅仅局限在科学领域，更局限在各个学科与领域。唐朝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在于：虽然中国儒家的大一统传统早已有之，但是唐王朝完美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这个时代里，各种学派之间的融合催生了一系列文明成功的诞生，也使各个宗教独特的思想观念融化进了中华民族蓬勃的血液之中。中国文明这种以儒家文明为主体兼容并包的特点，正是在这一时期发挥到了极致，也正是这一特点，使我们的民族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与文化的浩劫中，依然可以坚韧地生存下来并蒸蒸日上，而一行，正是这一过程中的桥梁之一。
一行的特点在于，在他的青年时代，他曾经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学说，而在他的中年时代，他又系统地接受了佛教思想的熏陶和佛教中关于宇宙与天文学说的理念。两种不同流派的学说在他的观念中交融，终于形成了他独特的天文观念。我们总把取长补短看得很容易，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往往是可以夺天地之造化的智者。这漫漫的10多年时间里，一行的脚步走过了万水千山，放弃了优厚的官职和权力人士的拉拢，甘愿忍受贫苦和困顿的生活，在寂寞的旅途中孜孜不倦地探求着佛教和科学的真谛，这就是一行这段时间生活的主题。如果放到今天，一个富家子弟宁愿选择艰苦的苦行僧生活，在艰难的漂流中研究学问，这一定会被看做天方夜谭一样的童话，或许也会被各个网站和新闻媒体大炒特炒。但是在1000年前，一行正虔诚地走着这一步，从一个少年成名的学者到寂寞的行脚僧，他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牺牲与沉重的代价。告别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和繁华的城市，独自走在荒凉的乡间与清冷的山水中，我无数次地遥想着这位高僧跋涉的身影，青灯古佛下，他默默地朗读着经文，晨钟暮鼓中，他平静地翻阅着典籍。万水千山中，他的脚步艰难地跋涉着，敲着农家的门，化一碗简单的斋饭。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曾经写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或许正是这位智者的写照吧。
如果我们就此把一行看做一位科学理论家，那么我们就不够全面了。一行有着丰富的科学理论造诣，他甚至把佛教思想也引入到了天文的研究中去。但是同时，他更是一位卓越的实干家。在他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位科学家可以做到如他一样如此重视天文的实际观测工作。他对天文观测数据的详细记录到了让人惊叹的地步。即使是游学的多年里，他也写下了厚厚的天文观测笔记，甚至每一个数据都精细无比。其中一个创造性的成就，就是他通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发现了恒星移动的现象，并进一步发现和认识了日月星辰的运动规律，这一发现废弃了沿用长达800多年的28星宿距离数据，描绘出了更为完备的恒星表。而且更为精彩的是，他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月亮到地球的距离比太阳近的观点。在那个对于宇宙认识还一片模糊的时代里，这个发现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四】
僧人是一行的职业，佛教是一行的追求，但是历史注定他的生命不会沿着这种寂寞的轨迹走下去。事实上在武则天去世后，唐朝政府就曾不止一次地征召过一行。公元710年，唐睿宗派遣湖北留守韦安石聘请一行入宫，无意于仕途的一行再次拒绝了这一邀请，并跑到了湖北当阳去学习毗尼。之后的许多次征召也都被一行拒绝。公元721年，唐玄宗李隆基派族叔李洽亲自接一行入京，这是当时一种莫大的荣誉，一行终于不再拒绝，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安。而他之所以改变主意，并非因为唐王朝这种盛大的礼仪，而是因为唐王朝交给他的一项伟大的任务——修订历法。
说到历法，不得不说说从南北朝开始中国历法的发展情况。南北朝以前的中国天文理论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错误：即太阳自今年冬至点环行天空一周到明年冬至点永远吻合。天周（即地球绕太阳真正公转一周的周期）和岁周（回归年，即太阳正射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再回到冬至点的周期）不分。东晋的虞喜测出了太阳从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冬至点有一些差距，太阳并不能回到它前一年的起点。这个差距，天文学上叫做岁差，而在南朝“元嘉历”制定的时候，凉州的学者已经提出了“闰年”的概念，认为600年中有221个闰年的比较精确的意见。但是作为修订者的何承天却并没有采纳这一成果。在当时的南朝，国家通用的历法依然是何承天所用的《元嘉历》，祖冲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写出了《大明历》。在《大明历》中，祖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