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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英、法二使说明，只是藉口“全权诏书”未曾带来搪塞一番。英、法二使于是动了火，当天就下令向通州前进。
五天以后，联军到达武清、香河二县之间的河西务。僧格林沁也在河西务西北、通州东南的张家湾严阵以待。
咸丰皇帝改派怡亲王载垣与兵部尚书穆荫继续与英法讲和。他们驻节通州，写信给英、法二使，说皇上已有谕旨，完全接受桂良与恒福所承诺的条件。
英使爱尔金于是派遣翻译官巴夏礼与威妥玛前往通州，于已有的议和条件之外，添提三项条件：（一）联军进驻张家湾之南五华里处；（二）英、法二使各带一千名兵士进京；（三）咸丰皇帝亲自接见英使，接受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国书。
载垣与穆荫对爱尔金的要求，婉拒了一番，无效，只得接受，写了两封信分致爱尔金与法使葛罗，交给巴夏礼等带回。
两天以后（9月16日），巴夏礼再度到通州，与载垣、穆荫相见。这一次，威妥玛没有来，和巴夏礼偕来的有爱尔金的私人秘书骆克，英军的代表瓦勒克上校，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渡勒拜六名英国骑兵、二十名印度骑兵，及统率这二十六名“卫队”的上尉安得生。
巴夏礼等人此次的任务，是再转一封爱尔金写给载垣、穆荫的信，信中表示对载、穆二人接受条件甚为满意，不妨即行由巴夏礼等人与中国当局开始作具体的准备工作。
巴夏礼不曾料到，载垣、穆荫的态度忽然改变，不像上一次那样客气。（原因是，咸丰皇帝已经申斥他们，说他们不应该答应爱尔金亲自向咸丰皇帝递维多利亚女王的国书，也不应该准许英、法二使各带一千卫队进京，至多只能准带四百人。）
载、穆二人不敢告诉巴夏礼咸丰皇帝的谕旨如此如此。倘若他们这样说，等于自认并无“全权”，爱尔金与葛罗就不肯以他们为交涉对手，和议就要破裂。
载、穆二人只能向巴夏礼委婉说劝，举出亲递国书在事实上的不方便，亦即“磕头”问题。虽则《天津条约》原文早已写得相当明白，以后英、法使节觐见，行欧洲各国通行的礼仪（只屈一膝鞠躬，而不作三跪九叩首），但是清廷君臣糊里糊涂地仍以为洋人觐见不磕头，是对于中国皇帝一大侮辱。
载、穆二人也用同样的语调，劝巴夏礼转告爱尔金：一千名卫队带到通州以后，把其中的多数留在通州，只带少数人进京较为省事。
这些“遁辞”，巴夏礼听来极不顺耳。分明是早已接受的条件，而且写成白纸黑字、用“交换函件”的方式加以确定了的，怎么又变起卦来？
又过了两天，八月初四，巴夏礼偕同瓦勒克上校、骆克秘书与一位中国军官，去张家湾以南五华里处，选择可以驻扎英、法军队的地方，却看到上万的中国军队（憎格林沁的，加上北京调来的马步官兵）已经先到。
巴夏礼怒不可遏，又去通州责备载垣“背信”，然后就离开通州回天津，去向爱尔金报告。刚走到张家湾，他就被中国兵围住逮捕，押送到僧格林沁面前，捺在地上。
僧格林沁问他：“怎么敢对怡亲王（载垣）口出不逊？”同时命令他写信给爱尔金，停止进军。
巴夏札不肯。于是就被上了手铐脚镣押解北京，先后关在刑部大牢与高庙两地。
和巴夏礼同时被捕的，有二十六名英国人、十三名法国人，包括卫队长安得生上尉，《黍晤士报》记者包尔贝与法国天主教德吕克。
僧格林沁向咸丰皇帝报告，竞说：“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挥，现已就擒，该夷兵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把敌人的翻译官看成统帅，无知至于如此安得不败！就在巴夏礼等人被捕的这天，英、法联军发动攻击，僧格林沁大败，丢掉七十四门大炮。
三天以后，八月初七（9月21口），又在八里桥打一仗，僧格林沁再败。临阵督战的八旗禁军指挥胜保面部中弹，当场跌下马来。
清军于是放弃通州，退守北京。联军这时候已经把弹药几乎用光，无力再向前进，便假意续开谈判，暗中加紧由天津运来接济。咸丰皇帝指定恭亲王奕訢与爱尔金通函交涉。
谈到八月二十一日（10月5日），联军准备完成，立刻翻脸不谈，绕过北京城的北边，向海甸与圆明园进攻。次日，英军占领海甸．法军占领圆明园。
联军以为僧格林沁驻扎在海甸，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然而他们扑了空。僧格林沁已经拔营而去，咸丰皇帝呢，早就在八月初八（9月22日），八里桥之战的次日，即已离开北京，出狩木兰（逃去热河承德）了。
法军进入圆明园，把园内的历代玉器、瓷器、铜器、金银器恣情抢掠。英军来迟一步，却也检得不少。（他们把古物带回去，卖给有钱人。有钱人死了以后，子孙每每又卖出来或捐出来，于是大多数古物都间接、直接进入博物院。）
负责办交涉的恭亲王奕訢，在圆明园失陷以后，躲在长辛店不肯露面。
留在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一面联名请奕訢回京，一面叫恒祺以奕訢的名义和爱尔金、葛罗办理交涉。
爱、葛一人要求：（一）立即释放巴夏礼等被捕人员；（二）交出北京一个城门。恒祺在八月二十四日（10月8日）放出巴夏礼等英人十四名、法人五名（其余的人巳被杀死）；又在八月二十九日撤走北京安定门的守卒，让英、法联军加以占领。
联军“狂歌面入”，又在城楼上架起大炮，把整个北京置于炮口之下。
为了进一步表示威风，爱尔金在九月初五（10月18日）叫英军烧毁圆明园，烧了六七天。这堂皇富丽，综合了西洋巴陆克式艺术与中国庭园技巧的伟构化为废墟。乾隆皇帝泉下有知，应悔心血白费。
关于圆明园的繁华，我们今天仅能就美国马隆教授所著的博士论文，而想象其一二了。笔者于三十五年前进去凭吊，只看到几处断柱残垣。
恭亲王奕訢于咸丰皇帝的一再催促之下，在九月初四回京。他和爱尔金及葛罗会面，答应加赔英军三十万两、法军二十万两，作为被捕人员的赔偿与被杀人员的抚恤；同时也答应英方，拆毁圆明园之尚未烧光的部分，答应法方，交还各地天主堂与天主教的墓地。
爱尔金不再提起觐见咸丰皇帝、面递女王国书的要求。
九月十一日（10月24日），中、英、法三方在礼部衙门举行换约典礼，把《天津条约》的批准本互相交换。同时，又签了新的《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
四天以后，新约送达热河行宫，咸丰皇帝赶紧将它们批准。 《中英北京条约》的要点是：（一）赔款增加八百万两；（二）加开天津为商埠；（三）加割九龙半岛；（四）准许英使驻京；（五）准许华民出国做工；（六）对英国就大沽事件道歉；（七）将《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在各省刊刻公布。
《中法北京条约》的要点，在大体上与《中英北京条约》相同，所不同的是多了一款准许人民自由信教，处分“滥行查拿”的地方官吏，让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筑”。
英法联军于达到目的以后，分批自北京撤退。英军继续占领大沽炮台与芝罘、北海、广州，直至八百万赔款付清以后才走。 因“修约”要求、亚罗号事件、广州人城问题、法国神父被杀案等而惹起的“修约战争”与“换约战争”，到此结束。
美、俄两国也修了约、换了约，但不曾卷入对华的战争。
负责修约的美国第一任驻华全权公使列威廉于签好新约以后辞职。负责换约的继任公使瓦儿德于咸丰九年阳历7月28日到达北京。由于清廷坚持觐见必须磕头，他就离开北京，改在北塘举行换约手续（8月16甘）。他不屑与迷信武力的爱尔金、葛罗混在一起。
俄使普替阿停也是签了《中俄天津条约》便回了国。当时，黑龙江以北的一大片中国领土，已由木喇费埃夫用了《瑷珲条约》，轻轻取去。普替阿停只须在《中俄天律条约》之中，列入一个“最惠国条款”，便可算是完成了他的任务。
俄国的换约特使，不足那负责修约的普替阿停，而是另一人伊格那提埃夫将军。
伊格那提埃夫是在咸丰九年5月间由恰克图经陆路到达北京的，到了不久便办好换约的手续，又创立了俄国驻华公使馆。 他留在北京不走，不断地向清廷要求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
他很会说骗话。他说：“英、法两国是中国的敌人，俄国是中国的朋友。东北沿海的部分倘若不交给友好的俄国，一定落入英、法的手中。况且这沿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