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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去。
他们在三月上旬到达，要求清廷派出全权大臣举行谈判。清廷叫直隶总督谭廷襄出面接洽，却不给谭以全权大臣或钦差大臣的名义。结果，只有美国公使列维廉一人肯与谭见面交谈。 列、谭二人从三月十八日谈起，谈到四月初，谈不出什么道理来。列维廉的要求十分广泛．谭廷襄所能答应的，只是在广东、福建两省各增通商口岸一处。
英、法、俄三国的大使、专使等得不耐烦，就由法使葛罗出面，声称：根据中、法《黄埔条约》法国兵船有权驶进大洁口，直到天津。（这是曲解条文。条文上说，中国与他国交战时，法船仍许通行。中国此时虽则广州已被英、法联军占领，却未正式宣战。法国既已与英国在广州一致行动，又怎能自居为“中立国”？况且条约的原文分明是，法国船只能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渡、上海。）
爱尔金在《南京条约》与《虎门条约》里找不出任何可以曲解的藉口，但也要求清廷交出大沽口南北两岸的炮台，作为外交谈判的“序幕措施”。
四月初八日（5月20日）七午八时，英、法两国大使发出最后通牒：限两小时以内交出炮台。
上午十时，英、法兵船开火。轰到中午，把所有炮台一一占领。事实上，清军并未抵抗。
爱尔金与葛罗二人命令英、法两国的兵船，彻底清除白河的障碍物。清除完毕以后，爱尔金与葛罗邀同列维廉、普替阿停，在咸丰八年四月十八阿（阳历五月三十号）进入天津。
清廷不敢再叫爱、葛、列三人去广东找黄宗汉，也不敢再叫普替阿停去黑龙江找地方官专谈勘界。清廷很柔顺地派出大学士桂良与吏部尚书花沙纳当钦差大臣，和爱、葛、列、普四人正式谈判。
所谓谈判，只是中国的钦差大臣聆训。施训的人不是爱、葛、列、普，而是爱的两个精通华文的翻译官威妥玛与李泰国。（威妥玛其后升到英国驻华公使，留下了一套用英文拼写汉字的办法，至今仍被通用，算是标准，称为“威氏拼写法”，The Wade System。）
在所谓“淡判”期问，清廷异想天开，起用《南京条约》的签署人，此时年逾七十的耆英，试行一次侧面外交。耆英到天津，自称新任钦差大臣，拜访爱尔金与葛罗，却拿不出证件。他见到李泰国，大谈本人与英国人何等要好，托李泰国代劝爱尔金等先把兵船撤出白河，再谈一切。李泰国奚落他一顿，他羞惭而退，“私自回京”；被咸丰下诏赐死。
“谈判”在阴历五月间完成。初三，《中、俄天津条约》签字。初八，《中、美天津条约》签字。十六，（中、英天津条约》签字。十七，《中、法天津条约》签字。
俄国在此次“修约战争”前后，所获得的利益最多。单就《中、俄天津条约》而论，虽则是仅仅十二条，已经包括了：（一）最惠国条款；（二）把五口通商的权利让俄国分享，再加上台湾（台南）与琼州（琼山）两港；（三）准俄国把外交文件直接送军机大臣或大学士，不必再经由理藩院。事实上，在《中、俄天津条约》签字前的十几天，中、俄之间已经另行签订了《瑷珲条约》，把黑龙江以北的一大片领土（其后的阿穆尔省）拱手奉送；又己在原则上答应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其后的沿海州）可以商量。
中、美之间的《天津条约》，共有三十条，其中最重要的是“最惠国条款”。关于公使驻京的一节，美国只要求“公使有事接洽，可以晋京”，但倘若别国之“使”（envoy）获得居住北京之权，美国亦应同享。中、法之间的《天津条约》也有最惠国条款，也有相同于中、美条约的关于公使、大使晋京与驻京的规定。所不同的是，元首批准以后的条约正本的互换，必须在北京举行，因此而埋伏下杀机，造成了咸丰九年的所谓“换约之战”。
中、英之间的《天津条约》，是条文最多的一件，共有五十六条。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十条与第十一条。第十条规定，在内地长江沿岸加开三个港口，作为“商埠”。第十一条规定，在沿海加开五个港口，作为商埠。
由于太平军此时尚占着南京，活动于南京、汉口之间，条约只先指定镇江一处，于一年后开埠。其余，等待太平军被消灭以后，再行由中、英双方指定。（其后，指定了九江与汉口。）
沿海的五个新商埠是：琼州（琼山）、潮州（潮阳，其后改设在澄海县的汕头）、台湾（台南）、登州（蓬莱）、牛庄（其后改设在牛庄西南的营口，但是洋人此后一直误称营口为“牛庄”）。
除了增开八个新的商埠以外，英方最坚持的是“钦差驻京”。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各眷属，可在京师或长期居住或能随时往来，总候本国谕旨遵行。”第三条也说明了大英钦差觐见大清皇上“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也就是不便磕头，只能以拜见泰西各国国主之礼，“亦拜大清皇上”。
英国钦差的地位，与中国的“大学士尚书”相等。“大清皇上特简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与大英钦差大臣文移（通函）会晤各等事务，商办仪式皆照平仪相待”（第五条）。其后，清廷创设一个“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专办外交，代替了以前由两广总督负责办理”的制度。
领事裁判权，英国本已取得。在《天津条约》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三条之中，又重新详细规定。
倘若英国与其他列强在中国没有这领事裁判权，洋人在内地游历与传教便不致造成多少纠纷。洋人有领事裁判权作为护身符，把中同的法律、法庭与法官以及一切的官，都不放在眼里。出了乱子有领事保护，即使犯了罪，也会从轻发落。清朝末年的各省官吏遇到洋人就怕，原因在此。《天津条约》第八条，规定英国人可以自由（在内地）传教；第九条，规定英国人可以自由在内地游历。
领事裁判权的祸害已够严重，更严重的是“协定关税”。中国设海关，想抽多少税，自己不能作主，要“会同英员”制定，不但就税率的原则会同制定，而且把很多种的货物价格—一会同制定。一定便是十年，物价的波动一概不管。十年以后，倘若英方不同意修改，可以再拖十年，结果就这样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地拖下去。
《天津条约》的第二十条至第二十八条，规定了：（一）中国进出口税的税率，维持《南京条约》的成议，一律以值百抽五为原则。（于是，机制的洋货可以在中国廉价倾销，摧毁原有的手工业，扼杀将来可能有的机器工业。）（二）各种货品的估价标准，由中国遣派户部（财政部）官员“即日前赴上海”，会同英员迅速商夺。（三）内地的厘金等税，洋货一概免纳，只缴付一次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作为替代“土货”却不能享受如此的优待，因此就更难与洋货竞争了。
其他各条，所涉及的都是技术上的具体问题，如“船钞”在一百五十吨以下每吨纳银四钱，一百五十吨以上每吨纳银一钱；货物潮湿减价抽税；走私货物一律充公，罪犯必须引渡，等等。 在五十六条的“正约”以外，另有一条所谓“赔款专条”，规定由中国赔偿英国“商亏”二百万两、军费二百万两，共计四百万两。所谓“商亏”，与鸦片战争时期的所谓“商欠”不同。商欠倒真是中国商人拖欠英国商人的债款（加上利息）与货款。“商亏”所指的，是在咸丰七年冬天英国进兵广州前后，英国商人因商务停顿而遭受的损失。（中国商人以及一般人民所遭受的损失更大，找谁去赔？）
军费二百万两，按照当时国际上的惯例，确也应该由战败国交出来，作为对“战胜国”认输的表示。至于英国是否真因派遣了几千兵士到中国，而花费到二百万两，那是英国自己的事，于中国无关。中国的虎门炮台、大沽炮台以及珠江、白河、广州外围各地，一切军事设备被破坏，那是中国的事，于英国无关。 咸丰皇帝在批准了《天津条约》以后，十分懊恼。他训令桂良与花沙纳不妨藉商议海关详细税则的机会，向洋人要求“翻案”，把（一）赔偿军费，（二）公使驻京，（三）内江通商，（四）内地游历这四项作为罢论，中国情愿免收洋人关税，作为交换条件。 桂良与花沙纳二人，和两江总督何桂清、江苏按察使薛焕研究了一下，认为咸丰的旨意无法遵行。第一，已经签了字而且批准了的条款与条约，怎能翻案？第二，中国不收关税，财政上的损失太大。
桂良请何桂清向咸丰皇帝上奏，说明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