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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的外务大臣，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阳历9月起，已不是那号称“魔鬼之子”的帕麦斯顿勋爵，而是阿波儿丁勋爵。阿波儿丁于上台以前，一向认为英国政府不该替鸦片商人撑腰，进行“不名誉的战争”，上台以后却并不反对替国库略为增加一点收入。
在中国的一方面，“商欠”三百万元虽则由清廷代还，结果仍是摊派于广州公行（十三行）的商人。“广州赎城费”六百万元中的二百万，是由广州的全体老百姓分担的，政府只出了四百万元。此外，扬州盐商与上海居民共出一百万元。
条约签订以后，各地的绅商也陆续捐出一百一十万两（等于一百五十万元左右）。清廷实际的付出，不是二千七百万元，而是一千七百五十万元。
条约规定：全部赔款须在乙巳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年底以前付清，倘若届时不能付清，尾数须按百分之五的利率加付利息。英军所占领的舟山（定海）与鼓浪屿，于全部赔款付清之时，才能交还中国。
清廷把赔款如期还清，英军也就在道光二十六年阳历7月从舟山撤退。鼓浪屿在二十五年年底便已交还了。（宁波与镇海的英军早在进攻乍浦以前，自动于“勒索”了居民若干款项以后撤走。）
最倒霉的，是广州的公行商人。他们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专利权。《南京条约》规定：此后英商在五口“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连带倒霉的，是粤海关的官吏胥役，从此不再能透过公行向洋商（间接是中国消费者）榨取各种油水了。
此外，不仅倒霉而且冤枉的，是两位在台湾认真抗敌的好官：一位足总兵达洪阿，一位是道尹姚莹。
英国的运输舰纳儿布达号（H。M。S。Nerbudda）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十六日开进鸡笼口（基隆），向三沙湾的炮台发炮。中国守军还击，打断了该舰的桅杆，该舰仓皇退出，触礁，舰上的英军被守军杀了一些，俘了一百三十三名。被杀的包括五个英人、二十二个印度人。被俘的完全是印度人。
十几天以后，有英国兵船开来，索取俘虏，被中国的守军击退。
次年正月三十日又有三艘英国兵船开到台湾，进攻淡水、彰化之间的大安港。中国守军诱了其中的一艘安娜号（H。M。S。 Anna）进港，搁浅，俘获了英国兵四十八名、汉奸五名、大炮十门。
道光皇帝接到奏报，认为“大快人心”．赏了达洪阿与姚莹以骑都尉与云骑尉的世职。又加给达洪阿太子太保头衔、巴图鲁名号，姚莹二品顶戴。道光吩咐他们：“除夷目即行禁锢外，其余各夷即行正法。”达洪阿与姚莹遵旨，留下英军头目九人，其余除了几个病死的以外，统统杀掉。
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方根据西洋的国际公法向达洪阿与姚莹索还俘虏，只领回了六个英军头目，就向钦差大臣耆英发牢骚。耆英于是向道光建议，把达、姚二人治罪。道光明知道俘虏是自己下圣旨叫杀的，却也同意耆英的话：“不值因此一端，致抚局又形决裂。”结果，达、姚二人革职，解交刑部定罪。过了相当时期以后，道光在良心上过不去，才把达、姚二人的罪免了。 最大的忠臣林则徐自从在懿律率领舰队开抵大沽口之时，先后被“饬即回京”与“革职，仍回广东，候查问差委”，在广东闲住了一些时，因无兵无权做不出事来。道光在道光二十一年的春天，调他去浙江，帮助钦差大臣裕谦防守镇海，而且赏给他一个“四品卿衔”。然而，他位卑职小，实在也帮不了裕谦多少忙。倘若道光肯起用他为两江总督，赋以全权．至少上海、镇江不致沦陷，《南京条约》就不会有。
朝廷中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是林则徐的死敌。林则徐到浙江不久，穆彰阿就请准道光将他遣戍伊犁。恰好黄河在开封决口，另一位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王鼎，便向道光保荐，说林则徐当年在江苏治水颇有成绩，于是道光就留下林则徐在河南，助办河工。到了次年，河工办得很好，王鼎以为藉此可将林则徐再保一本。那奸臣穆彰阿仍然不肯放松，定要林则徐到伊犁去。林则徐也只得去伊犁了。
王鼎气愤已极，在家中悬梁自尽，留下一封遗奏给道光，列举穆彰阿之罪，实行“尸谏”。这遗奏却被穆彰阿派人从王鼎家里骗来，换写一篇，递给道光。王鼎算是白死。
《细说清朝》七六、虎门、望厦、黄埔
在《南京条约》以后，耆英与濮鼎查又签订了两种外交文件，一是所谓《五口通商章程》，一是所谓《附黏善后条款》。
《五口通商章程》是在香港签的，日期是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843年6月23日）。章程之中的第十三条规定：“英商控告华民，应向‘管事官’投禀。间有华民赴英官处控告英人，‘管事官’应一律调解劝息…。。。倘双方争讼不息，双方官吏会审，各依本国法律治罪。”
所谓“管事官”，便是后来的“领事”。
章程的另一条第十四条，规定英国可以在五个港口各停“官船”一艘，“以便管事官约束水手人等，经查验后可以免税”。 《附黏善后条款》是在虎门签订的，日期是同一年的八月十五日（10月8日），其中有一条把《五口通商章程》所称的“官船”解释为兵船。更重要的一条是，“设有新恩施及各国，准许英人一体均沾”。这就是“最惠国条款”。它把中国从此放在列强的集体控制之下。
美国不甘后人，也派一个“特命全权公使”顾盛，率领四艘兵船于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十日来到澳门，通知当时的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要求进京面呈美国正统领（总统）写给中国大皇帝的函件。
程矞采奏告道光，道光叫他对顾盛“婉言开导，据理拒绝”。程矞采于是运用拖延的手腕，让顾盛在澳门等候圣旨。等了将近两个月，顾盛不耐烦，派一个船长巴驾乘公使座舰白兰地酒号（U。S。S。Brandywine）开进虎门，直驶黄埔。
道光于是命令耆英以钦差大臣的资格，与顾盛在澳门谈判。结果，双方谈妥了中、美之间的第一次条约，于五月十八日（7月3日）在望厦村的观音庙签字，称为《中美五口通商章程》。
凡是英国人用武力才能获得的种种特权，美国人完全沾光，而且增加了“设立教堂”的一款。但是，美国也答应了如有美商私带鸦片，中国地方官可以自行办罪；这是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与《附黏善后条款》所没有的。
法国的公使与兵船，于顾盛来了以后三个月，也到达澳门。公使剌勒尼与耆英在九月十三日（阳历lo月24 日）签了三十五条《中法商约》。地点是停泊在黄埔岛海面的法国军舰阿吉默特号（Archimede）。
《中法商约》的内容，也包括五口通商权、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兵船停泊权、设立教堂权，等等。所不同的是，倘若法国领事出缺或不在当地，法国的商人与船只可以“托与别国领事代为料理”。
刺勒尼于签定《中法商约》前后，又要求清朝政府将雍正三年查禁天主教的圣旨取消。这一点，清朝政府也接受了。
《细说清朝》七七、澳门事件
澳门是广东省中山县的一个半岛，于明朝嘉靖年间被葡萄牙人用每年一千两的“地租”贿赂地方官吏，私占了去，造堡垒，搭码头，设商馆，立政府，久假不归，喧宾夺主。
清朝承认既成事实，照旧收取葡萄牙的一千两地租，而且在康熙三十年，依照葡萄牙人的请求把地租减为六百两。其后不久，再减为五百两。
然而，明朝、清朝均不曾正式割让澳门给葡萄牙。两朝仍旧在澳门征收华人的田赋，也没了关卡征收关税。葡萄牙人在澳门修建房屋，均于事前向中国官吏请领执照。
因此，澳门在法理上始终是中国的领土，虽则在事实上有点“中、葡共治”的色彩。
在《南京条约》与《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既经签字以后，在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向耆英要求“豁免租金，扩展界址”，被耆英拒绝。葡萄牙当局同时请求免领修建房屋的执照，酌减船税、货税，准许葡人前往五口经商等，耆英却答应了。
其后，《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相继成立，葡萄牙当局对清延更加轻视。
香港在变成英国殖民地以后，因为是不收关税的自由港，便一天一天繁荣起来，使得澳门相形见绌。
澳门的葡萄牙长官曹玛利楼，在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十一日（1849年3月5 日）宣布澳门已由葡萄牙政府改为自由港，不容许任何“外国”的海�